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航空交通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航空交通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６６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就两国间的航空交通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双方相互给予北京—莫斯科航线（以下简称“规定航线”）往返定期飞行的权利，中途经停乌兰巴托、伊尔库次克、鄂木斯克。
中国政府给予苏联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中国境内的规定航线终点站装卸往来国际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权利，但中国与规定航线上第三国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首先由中国与第三国间的现行航线运输。
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苏联境内的规定航线终点站装卸往来国际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权利，但苏联与规定航线上第三国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首先由苏联与第三国间的现行航线运输。
二、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规定航线在缔约一方领土上的航路和经过缔约一方国界的空中进出口由缔约一方规定。
三、经过第三国领土的飞行应向该国政府取得许可。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时，可飞越而不降停任何一个或多个中途地点。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的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以下简称指定空运企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指定苏联民用航空部的空运企业经营规定航线（以下简称指定空运企业）。
第三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本国境内为缔约对方经营规定航线指定所需的机场，以及为保证飞行安全所需的备降机场。
二、缔约一方应在本国境内向缔约对方的航空器提供飞行规定航线所需的无线电、技术灯光、气象和其它服务，并将这些服务设备、指定机场、备降机场以及在本国境内航路的资料通知缔约对方。
三、有关保证飞行安全和缔约双方在飞行方面的责任问题，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处理。
四、缔约一方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其民航电台传递有关飞行动态、机务、商务和有关经营规定航线的其他问题的电报。
缔约双方同意在无线电通话、陆空通报和平面通报中采用双方同意的语言和国际间通用的航空简语的有关部分。
第四条 为经营规定航线有关飞行，旅客、货物、邮件运输，商务代理，特别是班期时刻，航班次数，组织加班，所用机型，运价，地面技术服务，财务结算等问题，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根据本国政府的法令规章另行协议，并报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将采取措施，使其运力尽可能满足规定航线上两国领土间的航空运输需要，并使双方航空器的商务载量均衡。
第五条
一、规定航线上载运旅客、行李、货物所征收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地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航班特点（如速度和座位水平）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或该航线的相等航段上所规定的运价应有相同的最低水平。
二、规定航线上的最低运价水平，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制定，并报经缔约双方民航当局批准。
第六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在缔约对方境内飞行时，应具有为国际飞行所规定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并携带下列证件：
１．登记证
２．适航证
３．空勤组每一成员的有效执照
４．航行记录簿
５．机上无线电台使用许可证
６．空勤人员名单
７．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
８．货物、邮件仓单
缔约一方所颁发的或认为有效的上述文件，在缔约对方境内应认为有效。
第七条 缔约一方为缔约对方使用其航站，包括其建筑物、技术、导航、通讯等设备和服务所收取的费率和其它费用，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议。
第八条
一、缔约一方有关航空器从事国际飞行入境和出境，或航空器在其领土内经营和航行的法令规章，都适用于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
二、缔约一方有关旅客、空勤人员、货物、邮件和航空器入境和出境的法令规章，包括护照、海关、货币、检疫的规章，都适用于缔约对方的旅客、空勤人员、货物、邮件和航空器。缔约一方在执行上述法令规章时，应避免对缔约对方航空器造成不必要的延误。
第九条
一、缔约一方应协助解决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为经营规定航线在其境内所需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的供应。如缔约一方无法协助解决缔约对方所需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的供应，应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所需的航空燃油、油料和润滑油。
二、缔约一方应在其机场内对缔约对方的航空器、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和其他财产采取对本国指定空运企业同样的警卫安全措施。
第十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规定航线的航空器和留置在航空器上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正常设备和航空供应品，包括该航空器在对方领土内所使用或消耗的在内，在它们进入或离开缔约对方领土时，应豁免关税、检验费和其它的捐税和费用，并须经缔约对方海关当局许可方得卸下。卸下的物品在重新运出前应在海关当局的监督下保管。
二、缔约一方准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或其代表向其境内运入纯供经营需要的航空燃油、油料、润滑油、备用器材、正常设备和航空供应品、汽车以及宣传品，并豁免关税、检验费或其它的捐税和费用。这些物品在重新运出前应由海关监管。
第十一条 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在其领土内规定航线的终点站派驻代表和必要的工作人员的权利，并对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代表机构的工作给予协助和必要的便利。
本条中所述的指定空运企业代表、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航空器的空勤人员，均应为缔约双方的公民。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允许缔约对方指定空运企业将在其领土内的收支差额汇回缔约对方。上述款项不纳任何捐税，不受任何限制。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间关于相互提供服务和代售航空运输的结算办法，按照双方间有效的支付协定由指定空运企业直接规定。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应促使双方民航当局和指定空运企业，在遵守本协定的原则和履行本协定的条款方面，保持联系和密切的合作。
第十四条
一、缔约一方应负责对在其领土内遇险的缔约对方的航空器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和采取实际可行的搜寻和营救措施。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航空器如在缔约对方领土内失事，致有死亡、重伤或航空器有重大技术损坏时，缔约对方应尽早通知航空器所属的缔约一方并对其空勤人员和旅客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保护航空器上的邮件、行李和货物，并按照其规章调查失事情况。该缔约一方有权指派观察员出席调查；负责调查的缔约对方应将调查报告和结果通知航空器所属的缔约一方。
第十五条 如缔约一方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条款，可建议缔约对方进行磋商；此项磋商可在民航当局之间进行，并应于一方收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双方同意的任何修改补充，经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确认后生效。
第十六条
一、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执，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应首先设法本着友好和互谅的精神通过协商解决。
二、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如未能通过协商求得解决，上述争执应由缔约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本协定自缔约各方完成立法程序以照会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
缔约一方如欲终止本协定，应以书面通知缔约对方。本协定应在缔约对方收到该项通知之日起满十二个月时终止，除非在此期限内该通知经双方协议撤回。
第十八条 本协定生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签订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建立定期航空交通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即行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潘 自 力 耶·洛吉诺夫
（签字） （签字）
试论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的影响
李 春
作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名誉权侵权构成要件有以下四项：一、侵权人向受害人实施诽谤(或侮辱)等行为；二、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三、侵权行为与受害人名誉评价降低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侵权人具有过错。其中要件二即指损害结果，由于个案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损害结果如何则有赖于司法实践来阐明。由于社会评价的发生需要有关被评价对象的诽谤语言公之于众这一事实，因此诽谤语言是否被公开成为实践中名誉权侵权是否构成必须考虑的条件；也就是说，侵权人只有在公开场合或使公众了解的方式对受害人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才能发生受害人名誉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从目前的实践的一般情形来看，这一条件的认定可谓简便，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因其牵涉到其它的权利或秩序，界定起来就会有相当难度，容易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拟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对“司法程序”这一特殊场合下的“公开”的认定以及名誉权在司法程序中如何平衡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两个案例
(1)杨某系单位前承包经营人。双方因承包等问题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单位在仲裁答辩状中指陈杨某有私吞单位款项和非法经营的情况。杨某以该陈述缺乏依据起诉单位侵犯其名誉权。一、二审法院判决单位答辩陈述不构成名誉侵权。
本案争议的行为发生在作为准司法程序的仲裁过程中，该案中被诉人根据申请人杨某的仲裁申请书提出了载有争议内容的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除交仲裁庭外另有副本送达杨某。
一、二审法院在判决时都强调了以下观点：争议解决程序中单位的书面陈述虽然并不一定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但由于该陈述是就双方劳动关系中有关争议事实向争议解决机构提交的答辩，是按照特定的司法程序提起的书面材料，对于单位来讲，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答辩的行为并非公开场合下对杨某人格的侵犯，被答辩人也不存在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结果，因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2)齐某在另案庭审结束签阅笔录时，以秽言辱骂对方当事人周某。周某以齐某在公开场合侮辱其人格起诉齐侵权赔偿，一审判决齐某侵权并作赔偿，二审改判侵权不成立。
本案由二审不开庭案件在询问程序时的纠纷引起，纠纷时在场人除主持询问的法官和书记员外，还有双方当事人都相熟的旁听人员。齐某的言语带有侮辱性，其针对的对象是周某，这两点在两级法院审理时都得到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齐某在包括法官等多人在场的公开场合以言辞侮辱周某，使周某的名誉受到了损害，构成了名誉侵权，对此齐某应予赔偿；二审法院则认为，法官应当控制整个法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违反法庭秩序，法官应当立即阻止并视情况进行制裁，本案中齐某言行虽“有失检点”，扰乱了法庭秩序，但只需“批评教育，尚不足以构成名誉权的侵害”。
尽管劳动争议仲裁对程序的进行没有规定，但根据仲裁法的规定，仲裁程序的进行采取不公开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40条)。在事实上，前一案件中除了双方当事人之外，仲裁庭的组成人员(三人)是仅有的了解争议内容描述的第三方。该案的关键问题随之产生，即仲裁庭组成人员的知情是否已达到了名誉侵权要件构成中的“公开”这一要求?法院的判决中对“公开”的标准问题虽未予直接讨论，但其提到单位行为并未造成杨某损害结果这一节表明：虽然单位已为其答辩内容赔礼道歉，但由于单位不存在侵权的故意，且有关的书面陈述是在特定程序当中进行，还未达到可以被公众评价的“公开”程度，因而未造成名誉损害的结果。在这里，仲裁庭组成人员未被视为名誉侵权构成中名誉降低与否的评价主体。
与前案相似的是，后一案件中名誉侵权的争议事实发生在特定的司法程序中；不同点在于，前案系争的侵权描述来自书面的形式，后案中则为言辞，前案只有仲裁庭成员是知情的第三方，后案中则除审判人员外另有多位旁听人员在场。在这里，言辞的形式和多位旁听人员的在场，是否足以构成在公开(公众)场合下侵权行为的发生了呢?两案中的区别是否足以使案件的处理有不同的结果呢?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处理的分歧也正在此。一审法院构成侵权的观点表明的是，旁听人员的在场使得诽谤语言的公开成为必然，而随之产生的他人评价显然会对被诽谤人的名誉造成特定的影响；二审的着眼点则强调了法庭秩序、之于个人名誉权的优先，但它对法庭秩序对名誉侵权是否有绝对的阻却也存在着明显的犹疑不决，因此在论述名誉侵权未构成时的理由时，二审强调的是齐某言语“有失检点”——即暗示言语未达到诽谤，该理由显与法院查明的有关“言语具有侮辱性质”之事实有抵触。
在以上两个案例中，系争的言语(不管是书面或口头)是否为虚构的事实已不是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的内容，而“司法程序作为特殊场合对名誉侵权构成有何影响”成为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问题。
二、司法程序是否能够成为名誉侵权构成的阻却事由?
对此，现有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笔者持肯定观点，以下试从正当妨害法理、司法程序的特殊性以及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等三方面论述相关理由。
首先，现实的社会制度中任何一个法律主体的权利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法理上所谓正当妨害的原则。而司法程序对名誉权的一定限制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任何权利(权力)都应受到相应的限制，这是协调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要求，也是更好地保障个体权利的需要。而对于限制的范围或界限而言，则由权利在运用场所中所涉价值之间如何权衡而定。譬如本文中所涉，即公民的名誉权与整个司法制度设立中所包含的价值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其次，这是司法程序特殊性的要求。
1?这是司法程序所包含价值的特殊性的要求。作为一种法律设定的纠纷解决程序，司法程序具有高度严谨、高度专业、高度公开(法定情形除外)和终局的特点。而当事人的参与则是司法程序得以运转的最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实现司法程序设立目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在各国的制度中都受到作为根本大法——宪法的保障。由于司法程序中“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争议性”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为了自己的主张在程序中尽力行使攻击和防御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加之法律争议及程序进行本身的高度专业性，当事人行为难免发生偏离争议主题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形式上构成侵害对方当事人在日常场合下法律予以保障的某些权利。尽管如此，为了保障和鼓励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行使权利这一更重要的价值，只要当事人的行为与案件争议有特定联系，各个国家在司法中一般对当事人诉讼行为都尽量减少控制，并且相应地对某些影响诉讼权利行使的日常权利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允许妨害在正常限度内的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讲，司法秩序是维护司法制度存在和实施所必需的，公共利益要求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充分尊重司法秩序，当司法程序与当事人的某些日常权利发生冲突时，后者让位于前者也就理所当然了。本文讨论的名誉权即可列入此类日常权利范围。
在美国侵权法理论及判例中，诽谤语言(包括言辞或书面)受某些特权(privilege）的保护而使言论者免受追究。其中，司法程序是所谓绝对特权（absoluteprivilege）场合下的一种。在司法程序中，法官、律师、当事人、证人都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不管他们说了什么话，也不管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都不会承担诽谤的责任。1尽管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但它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追求的抽象价值，表明其司法观念中对司法程序优先及安定的重视。
从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释26号第五问中指出，“公民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他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人以检举、控告侵害其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没有明确“有关部门”的范围，但从刑诉法对公民当事人可以依法就轻微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控告的规定来看，刑事自诉显然也符合此条解释中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的条件。由此可见，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虽然还未有关于司法程序对名誉权侵权构成有何影响的明确意见，但该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了司法程序可以阻却名誉权侵权的构成。
2?是司法人员职业要求上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司法人员的配备必须符合司法的严格要求，他必须具有高超的职业技能和高尚的道德素养。从保障整个法律程序正常进行以及职业上的要求来看，司法人员对于司法程序中当事人的言辞或陈述，除非与审理的争议有关并被法定的证据证明，否则不能够接受或者相信；更不能随意将当事人的有关言辞加以传播或就此公开评价当事人的名誉、品质，否则将受到违反职业纪律的处罚。因此，司法程序中发生当事人以诽谤性语言攻击他人名誉时，即使司法人员地场，他们也不应列入参与社会评价的“公众”范围。本文案例一中答辩状的内容陈述即使确实有捏造、虚假，也因为该答辩状的内容未被公开到当事人双方和仲裁员之外而不构成名誉侵权。
3?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和司法成本的要求。作为争议解决的终局程序，特别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效率是司法程序如何设置需要考虑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法院支持当事人动辄以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言行侵犯名誉权而要求承担责任的请求，那么当事人正常诉讼权利的行使就会受到很大的牵绊，诉讼程序中的攻击防御就会无法充分行使，最终实质损害以当事人进行为原则的诉讼模式；同时，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司法成本就会成几何级增长，讼累无法避免。因此，确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名誉权构成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可以减少诉讼发生，降低司法和诉讼的成本并相应提高司法效率。
再次，从名誉侵权构成的法理来看，社会评价进行的前提是系争诽谤语言的“公开”，而司法程序中亦要求程序“公开”，对此，在论述司法程序对名誉权构成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作为司法原则的“公开”与名誉权构成要件中的“语言公开”之间的差别做一甄辨。
侵权构成中的公开是从“公开”的字面含义来讲的。它与“公布”、“公告”有着相近的内容，它强调了特定行为“使秘密的成为公众所知的”2这一过程及结果。在名誉侵权案件中，除了原、被告双方外，只有当系争诽谤语言被传播到第三人知晓后才能构成“公开”。因此，名誉侵权中的“公开”指的是被告将系争的有关原告名誉的言辞或书面传达给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知道的情形。而司法程序中的“公开”则是从宪法及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来讲的，它强调的是一种法定的程序规定。在这里，“公开”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按照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参与到诉讼中去，行使诉讼中的各项权利；意味着司法人员的行为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违犯即为渎职，并且其在程序中每一项产生法定后果的行为都将受到当事人的挑战和特定程序的审查；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程序的进行是向社会公众开放，应当接受社会的正当监督。可以这样说，司法程序中的“公开”是远远超越其作为一个语词的含义的，他包含了司法制度设立时追求的抽象价值及该价值在程序上诸多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绝不能将司法程序的“公开”简单地等同于事实上的“公开”，司法程序的公开不必然等于程序进行中名誉侵权语言的公开。
另外，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的提示是，我们应当将名誉权侵权构成中的名誉权和仅仅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的名誉加以区分。并不是所有有关公民名誉的内容都会上升到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范围。
三、司法程序阻却名誉侵权构成的限度
如前所述，司法程序虽可以阻却名誉侵权的构成，但该功能的发生是在相应范围内的，这里的理由同样是正当妨害法理。由于个人权利容忍妨害限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保障群体权利的合理实现，但容忍绝不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剥夺3，该妨害亦只应当在正当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司法程序的存在绝不能抹杀名誉权的存在和在其受侵害达到程度时应受到的保障。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司法程序中是否保护名誉权的界限。那么，这一界限又该如何设置呢?
笔者认为，这一界限应定位在系争语言与案件争议的关联性上。即，当双方当事人间形成争议的语言陈述与司法程序所处理的事实及其处理有特定的联系时，即使该些陈述对另一方的名誉产生影响，亦不应认定为名誉侵权；但如果该些陈述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事实及处理根本毫无关系，那么发表诽谤言语的当事人应当为其行为承担诽谤的法律责任。比如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怀着必要离婚的念头，不再顾及对方的点滴好处，在庭审陈述中将自己的恶感发挥到感情的极致(这在该类案件中是常会发生的场景)，该些陈述中就会有譬如“他(她)生活作风不正派，滥交男女关系”(尽管平常对方可能只是比较喜欢社会交往)、“他(她)懒惰异常，从不负担家庭义务”(尽管实际上从平常眼光看来对方并未到此地步)等等，该些陈述当然有关针对方的名誉，但它们与案件的处理(判断双方矛盾的起因、是否能够和好等等)显然密切相关，如果由此些陈述引发侵权诉讼并由陈述方承担言语的诽谤责任，显然会严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表达，并由此影响法官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判断。也就是说，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阻却名誉侵权构成获得的利益更大。同样举另外一种情况，在债务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为证明债务人信用差，提出该债务人在外另有大量未偿还之债务并在其他诉讼中败诉，该些陈述虽有关债务人的不良名誉，但由于与案件处理有相应的联系而应为司法程序阻却；如果债权人在审理中提出债务人“道德败坏、在外卖淫(嫖娼)、吸毒”，由于该些陈述与债权债务的处理没有任何联系，司法程序这时对名誉侵权构成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综上所述，系争侵权言行与言行发生时司法程序中处理的案件事实、处理的联系如何，是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是否发生阻却的认定界限。前文提到的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行侮辱、诽谤之实造成名誉损害的情况，由法院受理并予处理”的规定也明确了当事人正当言行的限度。
本文中周某诉齐某一案中，二审法院提出法院审理应由法官控制进而维护整个司法秩序，因而尽管当事人侮人之辞“有失检点”，也只应由法官对其进行司法制裁，而不应当构成名誉侵权。该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司法制裁可替代当事人另行的诉讼救济以及视司法程序的阻却性为绝对的观点无疑值得商榷。
四、司法程序中名誉侵权的处理程序
前文提及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当控告和检举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控告人起诉名誉侵权时，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并且又规定检举、控告行侮辱、诽谤之实时法院应予受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在立案受理前就已将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进行了认定，有先定后审之嫌，与民事案件受案以程序审查适格为标准的法律规定显然是相违背的。从本文论述的中心问题可以看出，司法程序对名誉侵权构成的影响是在实体方面的，“只要有司法程序就不能立案”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因此，从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出发，尽管名誉侵权纠纷可能发生在司法程序当中，但由该程序中一并处理显然不妥，合理的做法是另案受理之后进行实体审判，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则应视司法程序与争议事实之间有无联系。
名誉侵权构成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由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中包括了太多的价值和利益，实践当中就出现了本文讨论的有关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这样的现实和法律问题还将不断出现，由于立法活动必然滞后于社会生活，因而怎样去尽力平衡冲突中的价值(包括了权利、权力和秩序等种种)、使整个社会机制运作得更加和谐将是司法活动需要毅然肩负起的重大任务。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
1李亚虹著《美国侵权法》第17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现代汉语字典》第38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可参见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第二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