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犯罪的成因及对策分析/李晓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5:20:15 浏览: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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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犯罪是一种严重的性侵犯罪，犯罪行为往往给被害人身心造成巨大的伤害，给其家庭抹上一层阴影，对社会也会造成严重危害。2012年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共受理强奸案15件，涉及被告人16人，被害人15人，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找出此类犯罪的特点，分析其原因，寻找预防此类犯罪的对策，以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一、犯罪特点
（一）被害人的特点
1、农村中的留守女童。2012年我院受理的强奸案件共涉及15名被害人，其中7名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占46.6%。这7名被害人均生活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长期由祖父、祖母或外祖父、外祖母抚养。
2、痴呆、精神有疾患的女性。15名被害人中有3名系痴呆、精神有疾患的女性。这3名被害人均系无性自卫能力的精神发育迟滞患者或正在发病期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被告人的强奸行为根本不知道反抗，也不知道告诉其家人，被告人容易多次得逞，危害往往也会更大。其中一名被害人在被奸淫后4个多月，其家人发现被害人已怀孕多日才得知此事。
3、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少女。15名被害人中有2人系未成年少女，她们生理发育虽然已经成熟，但是社会经验不足，缺乏对人的辨别能力，容易受到引诱，进入被告人设定的圈套。在被侵害时，又不能采取有效的反抗措施，使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得逞。
4、娱乐场所服务人员。15名被害人中有1人系一单身俱乐部的走秀女，穿着性感、行为轻佻，被告人邀被害人一起喝酒唱歌后，又将被害人带至宾馆开房，强迫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
5、通过网络认识的年轻女性。被害人与被告人通过网络认识后，轻易地答应了被告人的见面请求，并孤身前往，让被告人有可趁之机。
6、喝酒不计后果的年轻女性。被害人喝酒时不计后果，被告人趁被害人酒后意识不清，将被害人带至宾馆等场所，对被害人实施奸淫。
（二）被告人的特点
1、农村中年龄较大的单身男性。16名被告人中50-75岁的有7人，他们生活在农村，要么一直未婚，要么已婚丧偶多年，缺乏家人的关爱，女性的呵护，对性有本能的渴求，又无从满足。他们看到被害人有机可趁时便挺而走险，对其实施奸淫，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
2、血气方刚的青年男性。16名被告人中20-30岁的有7人，他们血气方刚，又未婚，年轻、漂亮的女性对他们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想方设法要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当他们的性要求不能得到对方的同意时，便采取强迫手段对其实施奸淫。
（三）采用的犯罪手段
1、财物引诱。在对幼女实施的强奸犯罪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相互认识，从年龄上来说，被告人是被害人的长辈，平时表现出对被害人的关心照顾，被害人的监护人往往也不会对被告人存以戒心。被告人利用幼女年少无知，又禁不起诱惑的特点，利用少量财物作诱饵与其发生性关系，或在发生性关系后给少量财物，让其不要告诉家人。
2、醉酒之机。被告人与被害人一起喝酒时，便心存不轨，频繁的与被害人喝酒叙谈，在被害人酒后意识不清时，又假意要带被害人去休息，趁机将被告人带至宾馆，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等被害人清醒时，发现已身处险境，报警为时已晚。
3、不知反抗之机。被告人见被害人呆傻或正在精神病发病期间，趁无人监管之机与其发生性关系。被害人此时毫无性防卫意识，也无性防卫能力，不知反抗，让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轻易得逞。
4、暴力手段。被告人对被害人早有犯意，在被害人与其单独相处时，先是对被害人威胁引诱，在被害人不从的情况下，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有的被害人呼救、反抗都无济于事。有的被害人见此情形，甚至羞于呼救，让被告人的犯罪得逞。
二、犯罪原因分析
（一）个人原因
1、被告人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无知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16名被告人中高中文化2名，初中文化6名，小学文化6名，文盲2人，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清楚。如被告人岳某系小学文化，与一精神病患者同居并发生性关系，岳某对与没有自卫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及其犯罪的后果并不知晓。
2、被告人品德低下，缺乏自制力。部分被告人道德败坏，品质低下，身边又没有人对其行为加以约束，长期以往，走上犯罪道路。如被告人陈某强奸案发生后，群众反映此人经常看黄色录像，还与其他妇女有不正当性关系等。
3、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交友不善，贪图小便易，易轻信他人，自身行为放纵等，是其成为强奸犯罪被害人的诱因。
（二）家庭原因
1、被告人缺乏家人关爱，长期单身生活，情感压抑，走上犯罪道路。有8名被告人系生活在农村，一直无配偶或丧偶多年，自身年龄较大，生活条件不好，其子女在外务工，又没有配偶，为满足自己的性欲望，铤而走险，对幼女或痴呆女性进行奸淫。
2、被害人家庭教育缺失，监护不力，成为强奸对象。留守儿童、隔代抚养、隔代教育，其带来的关爱缺失，教育错位，已成为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15名被害人中有9人均系农村中的留守儿童，由爷爷婆婆或外公外婆抚养，他们文化程度低，又忙于农活和家务，对被害人关心甚少，不能很好地对被害人进行监护和教育，使被告人有可趁之机实施犯罪行为。
法人消灭与法人特种情况下
诉讼主体资格之初探
倪 学 伟
一、法人消灭的法定程序
法人消灭是指法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失去民事主体资格的法律事实。法人消灭须经两个法定程序，即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和法人的清算与注销。
（一）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
法人消灭事由的出现，是法人消灭的第一个法定程序；没有该事由出现，法人不会消灭。但并非消灭事由一出现，法人就立即消灭。这与自然人死亡不同，自然人一旦心跳呼吸不可逆转地停止，即断定为死亡；而法人乃人合组织体或财合组织体，其消灭事由出现后，尚需办理一定手续才能消灭，正如需办理一定手续法人才得以成立。《民法通则》第40条规定：“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此处“终止”即为“消灭”，用反对解释方法应解释为：“不经清算，法人不得消灭”；第46条规定“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反对解释为“未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的，企业法人不得消灭”。因此，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并不使其立即消灭，但消灭事由出现后，其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即受较大限制，即“法人终止，应当……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不得从事新的民事活动和其他活动，仅能进入法人消灭的下一程序——清算与注销。亦即已显消灭事由之法人，仅在清算目的范围内方被认为是同一法人，具有法人资格；在清算目的范围外，该法人因不具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而视同已经消灭。
根据《民法通则》第45条规定，法人消灭事由有四：法人依法被撤销（包括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法人自行解散；依法宣告破产及其他事由。
（二）法人的清算与注销
《民法通则》第47条“企业法人解散，应当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和第46条“企业法人终止，应当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的规定，乃强制性规范，是法人最终消灭之必经程序，未经此程序，法人不得消灭。
法人的清算主要指：1、了结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前已进行而未完成的事务；2、通过诉讼等方式收取到期债权，对未到期债权以转让或换价方式收取；3、通过诉讼等方式清偿所负到期债务，对未到期债务应抛弃期限利益提前清偿；4、偿债后有余产的，应移交给有权获此余产的人。法人清算完毕，应由清算人或清算组织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公告，经注销登记并公告后，法人即消灭。
二、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的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民诉法理，当事人分实际诉讼当事人和适格当事人两类。实际诉讼当事人是以本人名义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裁判解决纠纷的原告和被诉并接受裁判的被告，即诉状上所列的起诉人、被诉人双方以及法院裁判文书所列的其他当事人，如追加的或更换的当事人。实际诉讼当事人非必然为适格当事人；但从审判实践看，即使不适格的实际诉讼当事人也归属当事人范畴，注定要承受法院裁判结果，如承受因当事人不适格而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结果。毫无疑问，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无论是否经过清算和注销，都可成为实际诉讼当事人。
适格当事人是指正当当事人，即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有管理权或处分权的当事人。适格当事人未参加诉讼，即不具实际诉讼当事人身份。适格当事人应当在程序法上适格和在实体法上适格。
在程序法上适格是指当事人具有诉讼权利能力，诉讼真正以其名义进行。诉讼权利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享受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能力，以及能够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资格。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成立、终于消灭。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未经清算和注销，不得消灭，因而该法人仍具诉讼权利能力，可为程序法上适格的当事人。但目前普遍做法似相反，其逻辑推理似乎是：法人被吊销执照后即行终止、消灭，不再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不具有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法律资格，不能到法院起诉、应诉。果如此，哪一家经营不善的企业不愿被吊销执照、关门大吉！笔者主张，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程序法上的适格当事人，且是与讼争民事法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可以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被吊销营业执照，必将导致该法人消灭的后果，但在消灭前还须完成清算、注销工作。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该法人所为的一切清算行为（法人消灭事由出现后的诉讼行为，无论作为原告抑或被告，显然都属清算目的范围内之行为），是该法人的正当行为，且是必须的、义务性的行为。亦即收回债权、偿还债务以及到法院起诉、应诉，实乃清算阶段的主要工作，该法人有责任必须完成。若从法律上否认其程序法上适格当事人资格，无权起诉、应诉，从而丧失通过国家审判权对收回债权的保护，则很难完成清算阶段的这些工作。
在学术和实务上都未见分歧的是：法人一旦清算和注销，即归于消灭，同时丧失诉讼权利能力，不能成为程序法上适格的当事人。当事人在程序法上不适格，将致使诉讼不能成立。
当事人在实体法上适格，是指当事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放弃民事权利或否定、承认民事义务。实体法上适格的当事人有三种情况：1、与讼争民事关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2、以他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为诉讼标的，诉讼将直接影响其民事权益的相关当事人；3、非民事权利主体当事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适格，是解决民事实体权益纠纷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唯一途径。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实体法上适格当事人，理由是：法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在消灭以前应以其所有的财产对外承担有限责任；既然以自己的财产承担了责任，则应属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
当然，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法人往往已不能正常运行，譬如失去了正常的组织机构、工作秩序和完成正常工作所必需的员工和经费，在法律上赋予该法人以实体法适格当事人资格是适当的，但在客观上要使其真正地、切实地行使适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往往十分不现实，可能会使诉讼久拖不决，甚至于无法进行正常诉讼。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我国法律允许非民事权利主体成为适格当事人，因为毕竟诉讼之目的是为了有效、低成本解决实体民事权益纠纷，而非为诉讼而诉讼。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0条规定：“对于涉及终止的企业法人债权、债务的民事诉讼，清算组织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1条规定：“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上述二条规定皆未排除该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而审判实践却普遍性地将该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取消了！）这些规定表明，为了弥补被吊销执照后、清算注销前的法人作为实体法上适格当事人在诉讼行为能力方面的客观不足，法律明文允许非权利主体如清算组织或清算人可成为实体法意义的适格当事人，以自己名义行使或与该法人共同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非权利主体作为实体法适格当事人，须有严格限制，即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否则法律关于适格当事人的规定将失去意义，诉讼将可能在与纠纷没有丝毫关联的非权利主体间进行，这对纠纷的解决毫无作用，其结果只是徒增诉讼费用，浪费有限的审判资源。
三、并非结论的结论
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并经清算和注销后，即归于消灭。已消灭的法人既非程序法上、亦非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但是，已消灭的法人可以是实际诉讼当事人，可以起诉、应诉；法院一经查实该法人已消灭，即应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使其承担不适格当事人的诉讼后果。
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清算注销前，是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适格当事人，有权起诉、应诉而成为实际诉讼当事人，并应受法院裁判的拘束。但是，因该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已存瑕疵，不能切实行使实体法上乃至程序法上适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有必要由法律强制规定由某一组织与其共行权利义务。实践中，可将该法人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如清算组织、主管部门等列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以使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得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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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限度/营利/科技水平/市场机制
内容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法律和道德的双重属性。法律责任必须履行，不因企业规模大小及其发展程度高低有别。道德责任以自愿为前提。企业社会责任受制于企业本性、科技发展水平、市场机制及其理论渊源。营利性决定了企业职能和政府职能的界限，营利水平决定了其承担道德责任的程度。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定时空范围。竞争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社会责任限于守法义务。
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对于在不同情形下社会责任的承担会有所不同。根据我国《公司法》第5条与《合伙企业法》第7条的规定，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1]
一、营利决定企业和政府职能的界限及限定其责任程度
（一）营利性界分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职能
“正当性的盈利目标追求……决定了在正当性的边界范围内，企业……优势在于提供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参与市场竞争。[2]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须以营利性为前提。营利性是企业与政府职能合理配置的依据。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转嫁到企业的头上，模糊企业和政府职能之间的合理边界。将使企业承担大量本应由政府履行的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义务，挤干企业利润。“在竞争市场中，长期为了利润之外的任何其他目标而经营将导致企业萎缩，甚至非常有可能破产。”[3]
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守法义务，与营利并行不悖。道德责任是企业营利前提下自愿地为他人或社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要防止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转嫁到企业的头上。
（二）营利水平决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程度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甚至唯一形式就是增加成本。在一定期限内，企业利润是确定的，支出越多，利润越少。这就会削弱企业发展能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生存能力，势必造成一系列复杂问题如工人失业、债权人利益受损、商誉等无形资产流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受营利水平限制。但这仅仅针对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而言的。
道德责任主要表现为捐赠。实际上，很多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捐赠的。目前，企业捐赠更多的是来自社会舆论、甚至地方政府的压力而非自愿。笔者认为企业道德责任应以自愿为其限度。这既是企业自由原则的体现也是社会道德所需。
应当明确，企业营利水平和法律责任没有关系。法律责任必须履行，只要企业本身存继。有学者认为，“强调公司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能不加以区别，将大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一视同仁强加给所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这必然会引起社会不公平现象。”[4]甚至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5]笔者认为该类观点只能适用于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道德责任遵循自愿原则，不存在“强加”的问题。法律责任不论企业规模、发展程度都必须履行。这是法治国家公民守法义务使然。当然，当法律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时，其应履行的责任当然会有所不同。但这是一视同仁的“必需品”，而不是什么“奢侈品”的问题。
二、科技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时空范围
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是受制于人类的理性水平的，尤其是当时的科技水平。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法律调整生活关系的范围扩大，新兴法律部门如自然环境法、太空法和原子能法的出现。任何法律是在彼时的人类认识能力基础上制定的，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就是说任何一部法律在制定的当时被认为是“科学”的。按照该“科学”法律行为是合法有效的。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认识能力提高，“科学”的法律现在看来存在严重的问题。产品质量法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在产品存在缺陷生产者免责的条件之一就是“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如果随着科技发展证明该产品存在缺陷并造成损害，该企业是否承担责任？是否履行了社会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是按照现行有效法律行为的。或许正是因为此，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从一元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二元的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存。再如，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企业生产是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这意味着生产企业总是向环境索取、排放污染物的过程。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定废水、废气、粉尘等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及“谁污染谁治理”等原则，即使相关的标准和原则被认真贯彻实施，对环境损害仍是不可避免的。在此情形下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认为企业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没有履行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其是按照法律的指引行为的。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将企业这种负外部性内化从而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企业负外部性只能部分而不是全部地被内化。对于无法用金钱替代的损害如不可回复的环境损害、无法治愈的伤残及死亡，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完全内化的。那种认为负外部性可以完全内化的论调是金钱万能论的观点。
人有改善、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权利。企业正是人类找到了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指数的强有力武器。而企业在实现人类目标时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只要按照法律的指引从事行为，造成损害被认为是法律容许范围内的。我们不能抛开法律对企业作法律和道德上的非难。这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当然，对于造成的损害可通过相关制度由国家财政或企业自愿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来弥补或减轻。
三、市场机制决定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
如果说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裁员或破产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就不应该存在。因为裁员或破产必然会损害利益相关者尤其是职工和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裁员及破产等法律就不具有道德基础。因此，无论在立法还是学理探讨都不能将企业社会责任泛化，否则就会出现笔者所说的这种看似荒谬的情形。笔者认为，在这种特殊情形下，企业只要按照法律行事就履行了社会责任。这是特殊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所在。
从整个社会来说，企业缩减规模、减员和破产是市场机制的必然选择；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经过程；是企业发展壮大和东山再起的阵痛过程；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必然结果；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必经过程。因此，裁员、破产等法律不仅是对市场机制的积极回应，同时具有坚实的道德基础。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社会责任限于守法义务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7]“利益相关者理论”看起来如此之美，可以说兼顾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所有方面，像是济世安邦万灵药。给人一种若所有企业认真地履行了其社会责任，就不会出现食品或药品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社会就会出现安定和谐的繁荣景象的美好图景。学者们喜欢徜徉于理论上的完美和个人的喜好，全不顾现实直白和严苛。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本身不确定性使其在法律生活根本无法完全实现。实际上，利益相关者理论使企业社会责任向守法义务回归。
（一）利益相关者之间是零和博弈
一个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其利润量是一定的，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财产支出。履行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利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企业利润又是经由交易获得，利润多少最终都由消费者承担。在此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了吗？同时，企业是营利实体而非慈善机构，当其没有利润时不可能自掏腰包来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这就决定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终回归到守法义务的经济上的原因。
（二）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
由股东、债权人、消费者、雇员（职工）、中小竞争者等构成的利益相关者是如此之多，由谁来判断企业是否承担了社会责任？谁有权决定判断主体？对这些疑问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相对确定的答案。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若企业对雇员履行了社会责任，而对消费者没有履行社会责任，那么该企业到底有没有履行社会责任？是采一票否决抑或经济抵消方式呢？这就牵涉到判断标准无法确定的问题。实际上，判断主体无论是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农夫山泉”商家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喝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广告，既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也体现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8]笔者认为该判断太过武断，有“一白遮百丑”之嫌。因此，只有相关的法律才是最为恰当的判断依据。因此，判断主体和标准难以确定是企业社会责任回归守法义务的原因之一。
当今企业可通过自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表明其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自我评价方式很难甚至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从双汇瘦肉精事件前后看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就可知自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意义何在。[9]
（三）效率违约或违法使社会合约成假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