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关于大检查中处理经济违纪问题有关政策界限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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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关于大检查中处理经济违纪问题有关政策界限的补充规定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关于大检查中处理经济违纪问题有关政策界限的补充规定
1987年9月30日，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颁发的《关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处理经济违纪问题的若干政策界限》，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一九八七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应当继续贯彻执行。现经国务院批准，对处理经济违纪问题的有关政策界限，再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关于承包企业的财务处理问题。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按照财政部《关于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获得的好处，应予保护，不受侵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签订的承包合同，擅自调低承包基数；越权擅自提价、加价、乱挤乱摊成本费用；滥发奖金、补贴、实物和购物券；以及为骗取超承包收入，故意虚增利润、压低亏损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二、关于涨价、加价收入的处理问题。
企业按照国家价格政策和有关规定，实行提价、加价、议价，并将所得收入如数列作销售收入，依法交纳各种税款和利润，是允许的。违反国家物价政策和规定，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越权擅自涨价加价，把计划内生产资料转作计划外高价销售，层层加价、转手倒卖或抬价抢购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消费品，以及自立名目，乱摊乱收费用，牟取非法收入的；擅自把按规定允许提价、加价、议价的收入，不列入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逃避纳税交利；以及未经国务院和财政部批准，以集资为名，擅自价外加价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越权擅自提价、涨价和变相提价、涨价所得非法收入，应全部没收，上交入库。
三、关于国内联营企业、联合企业的财务处理问题。
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现有的固定资产、物资和先进的技术成果、商标权、专利权作价作为联营投资，用结余的利润留成资金和税后留利，以及其他按规定能投资于联营的资金作为投资，并按联营合同分配一定的利润，是允许的。违反国家规定，搞虚假联营，先以本企业的产品平价卖给联营单位，再由联营单位卖高价，然后双方分取利润，或联营、联合双方所得资金和利润不列入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逃避纳税交利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四、关于减税免税的问题。
在国家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对企业适当减税免税，是必要的。超越国家规定的权限，擅自延长减免税期限，扩大减免税范围，提高减免税比例，改变减免税条件，乱开减免税口子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严肃税收法
纪，加强税收工作的决定》，认真检查纠正越权自订的各项减免税办法和规定，并改按国家税法的统一规定执行。
五、关于归还贷款的问题。
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用贷款项目投产后新增加的利润归还各种技措和基建性贷款本息，是允许的。违反国家规定，擅自以税还贷和用企业税前原有利润归还贷款，或项目尚未投产见效就用企业税前利润提前还贷，挖走国家收入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还贷问题，应按照财政部《关于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中的有关条款执行。
六、关于发放职工奖金的问题。
企业和单位发放职工奖金，除应按一九八六年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颁发的《关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处理经济违纪问题若干政策界限》第五条的规定执行外，不按国家规定提取职工奖励基金，挪用生产性资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给职工发放奖金、实物的，均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凡有违反国家规定用生产性资金和职工福利基金发放了奖金、实物的，都要从应提取的奖励基金中如数扣还。
七、关于各种罚没收入的财务处理问题。
各级执法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违法违章的单位进行罚款或没收财物（包括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管理部门依法查处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违反物价管理等案件的罚没款；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依法查处的违反治安管理和各类违法案件的罚没款；交通、林业、外汇、渔政、城建、土地管理、标准计量、烟草专管、医药卫生、劳动安全和其他部门查处违法违章案件的罚没款；以及违反财经纪律、税收法规的罚没款等），并将其查处的各种应上交的罚没款和实物，如数上交国库，这对保证经济工作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执法机关执法
犯法，擅自截留、挪用、贪污、私分各种应上交的罚没收入和实物，则属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在这次大检查中，凡有罚没收入的部门和单位，都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清理。如发现有上述违法乱纪行为的，其应当上交的违纪收入，都要按规定如数补交入库。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在本《补充规定》和一九八六年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关于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处理经济违纪问题的若干政策界限》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作一些必要的补充规定，并报国务院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备案。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2012年1月12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110号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2年1月1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1月12日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十条第六项修改为：“（六）在树木、地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张贴的，责令限期清除，处以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清除的，代为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使用通讯工具从事上述行为的，市容环卫管理部门可以建议有关单位暂停其使用通讯工具。”
二、将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修改为：“（三）未按照规定配套建设环境卫生设施的，可以处以应建配套设施工程造价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未建的配套设施由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建设”。
本决定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企业公民”缘何得不到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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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h.com . ...中国商报网站
（新闻周报2005年6月14日报道）“壳牌”石油公司的原则值得借鉴，它的原则就是：在强劲的收益率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价值、保护环境、尊重和保护员工、服务社区与相关利益方合作——企业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义务。
胡星斗：著名中国问题学专家
杨 涛：社会学者
盛大林：时评家
杨宏生：本报记者
效益“最佳化”而不是效益“最大化”
记者：提到“污染”、“矿难”、“毒奶粉”、“苏丹红”之类的字眼，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盛大林：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类太不尊重生命了，对自己的同类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胡星斗：我首先想到的是“利益”、“道德”与“社会责任”。
杨涛：我首先想到的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企业是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存在，但一个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能用危害社会的方式来进行，追求利润与造福社会，保持一种“双赢”的状态，企业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双赢”状态的形成，政府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
记者：在讨论“企业公民”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是否应该首先澄清一下“企业公民”的涵义？
盛大林：有很多人对这个提法比较陌生，应该先解释一下。依我的理解，所谓“企业公民”就是指企业也应该像公民一样承担起各种责任和义务。
胡星斗：所谓“企业公民”是从“公民”一词演绎而来的。“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包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国民。由此，可以界定“企业公民”指能够了解和履行自己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企业。
记者：就“企业公民”这个概念来说，其侧重点是“企业”还是“公民”？
杨涛：在我看来，“企业公民”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公民”。公民是法律概念，是宪法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企业公民”的提出，是要将企业视为法律主体，强调一个企业要有主体的意识，也要像公民一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
记者：“企业公民”行为属道德范畴，还是法律范畴？
胡星斗：其行为既有道德范畴的事项，如捐赠、公益精神，也有法律范畴的事项，如破坏资源环境、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使用童工、虐待工人等，还有道德与法律兼具的事项，如是否讲信用、尊重生命等。
杨涛：“企业公民”行为首先应当是法律范畴，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强化对员工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对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提供公平的交易机会等等的“企业公民”行为，事实也是法律所规范的。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公民”行为，诸如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并没有为法律所规定，这些可以说是属于道德范畴。
记者：“企业公民”的核心是“承担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最大化赢利”和“承担社会责任”二者本身是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杨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时间来看，可能存在因为承担社会责任影响企业赢利，然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如果只关注利润，不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胡星斗：所以，我不赞成使用“企业公民”一词，应当使用“公民企业”一词。片面地强调“最大化赢利”必然与承担社会责任发生冲突。“公民企业”的核心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而是利益最佳化。注意，我使用的是利益最佳化一词，而不是最大化，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在社会责任、利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利益最佳化本身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为国家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生产了优良商品、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
某些企业的公民意识严重缺失
记者：您认为现阶段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什么状况？是很普遍，还是极少？
杨涛：我国本土的“企业公民”是极少的，不过，这种状况也开始在改变，一些企业特别是合资企业正在起着榜样的作用。
盛大林：绝大多数企业意识不到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胡星斗：我国目前极少有“公民企业”，这与中国的公民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公共精神不发达、公共道德沉沦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说，一个企业大致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纯粹挣钱、追求规模与“企业公民”时期。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仍停留在第一阶段，一部分企业进入第二阶段。基于此观点，您认为，就目前而言，呼吁我国普及“企业公民”意识，是否超前？
胡星斗：他的三阶段说基本上是准确的。第二阶段应为追求控制力阶段，包括追求规模、权利和控制力的扩大。中国的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前两阶段。但并不能说呼吁建立公民企业就超前了，因为社会发展需要目标指引，健康的发展更需要优秀的企业。
杨涛：的确，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发展的不充分，给我们普及“企业公民”意识带来阻碍，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的环境下，在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以及贫富分化等等背景下，我们不能等到企业发展充分了再去提“企业公民”意识。
记者：我国为什么缺失本土“企业公民”？
胡星斗：我国缺少“公民企业”，一是企业发展还没有进入高的境界和阶段，二是社会公民意识不发达，公共精神缺乏，道德沉沦。
杨涛：一方面的确跟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不长、企业经济实力普遍不够强有关；另一方面，跟企业家本身的人文关怀素质不够以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多，且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机会仍然非常有限，并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有相当关系。强调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对企业的制约非常重要，这有助于企业在多方博弈中自觉履行“企业公民”行为。在西方，人权组织、劳工组织、环保组织等组织对企业形成制衡，对“企业公民”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今年5月10日，在“国家环保总局挂牌督办九大环境违法案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局长陆新元说：“受《环境法》制约，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也高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守法吃亏”使一些企业形成“宁可受罚也不愿治污”的行为习惯。正如一家企业负责人所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胡星斗：是呀，法制、制度不完善，也是“公民企业”缺少的原因之一。必须完善制度和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和惩处力度才行。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考核企业的标准往往是企业经济规模，是经济增长点，是税收。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不惜牺牲环境，招商引资时降低门槛，新建项目时擅开“绿灯”。对于企业的问题（比如矿难、污染等），地方政府往往是压着、捂着，生怕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您如何评价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
胡星斗：某些不正确的政绩制度确实成为企业“不公民”的原因和保护伞。所以说，完善制度，确立法治，建立能够代表矿工、农民工和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制约老板、地方政府的错误行为，也是关键。
杨涛：企业本应尽的社会责任被政府所掩饰，企业就没有动力从事“企业公民”行为，这样可能带来一时经济增长，企业却无法做强做大，而且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后果。
企业需要“人文意识”
记者：企业的“公民”意识不强，会产生什么后果？
杨涛：企业如果只顾追求赢利最大化，而没有“公民”意识，长此以往，环境污染严重，企业内部劳资对立，企业与弱势群体对立，企业外部生存环境恶化，企业将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社会也将因此受到极大损害。企业没有“企业公民”意识，企业的经营行为发展下去可能是与社会环境的“零和博弈”。
盛大林：企业缺乏“公民”意识会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从企业自身来讲，它会降低企业的美誉度，削弱企业长期发展的社会基础；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也会危害自身的安全。“公民”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了自己，如果别人都没有“公民”意识，那么每个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总之，企业的“企业公民”意识不强会危害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记者：就目前而言，我国“企业公民”得不到普及，责任在谁？谁应该承担普及“企业公民”意识的责任？
胡星斗：责任一方面在政府，一方面在企业家的素质和企业本身，另外，还有社会、文化的因素。没有公民社会，哪会有公民企业？没有公民文化，国民普遍自私、狭隘、惟利是图，那么企业家的素质也就高不到哪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