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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水产资源繁殖保护试行实施细则
河北省人民政府
冀政〔1980〕83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产资源的繁殖保护工作，促进水产事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一九七九年二月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的规定，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重点保护的水生动、植物及其可捕、采标准。
（一）水生动物。水生动物一般以达到性成熟作为可捕标准。为了便于执行，对重点保护的水生动物及其可捕标准（长度）规定如下：
（1）海水鱼：带鱼，肛长二十二厘米以上；小黄鱼，体长十六厘米以上；鳓鱼（鱼加会鱼），叉长三十一厘米以上；真鲷（加吉），体长十九厘米以上；梭鱼，体长二十五厘米以上；鲻鱼（白眼），体长三十厘米以上； 高眼鲽鱼（冷水板），体长十六厘米以上；鳎鱼（鳎米），体
长三十厘米以上；鲳鱼（镜鱼），叉长十五厘米以上；白姑鱼（白米子），体长十七厘米以上；黄姑鱼（同罗），体长二十三厘米以上；鲐鱼，叉长二十二厘米以上；鲅鱼，叉长四十五厘米以上；鲈鱼，体长五十厘米以上；鱼加免鱼（鳘鱼），体长五十厘米以上；斑鱼加祭（磁鱼、汽泡子
）。叉长十五厘米以上；梅童鱼（吉头），体长七厘米以上。
（2）淡水鱼：鲤鱼，体长二十五厘米以上；青鱼，体长三十五厘米以上；草鱼，体长三十五厘米以；鲢鱼（白鲢），体长三十三厘米以上；鲫鱼，体长十三厘米以上；鳙鱼（花鲢），体长三十三厘米以上；鲂鱼（团头鲂），叉长三十厘米以上；鳊鱼，叉长二十厘米以上；鳜鱼（ 花
鱼、桂鱼），体长二十五厘米以上；红鳍 （翘嘴鲢），体长二十五厘米以上；善鱼（黄、白善），肛长三十厘米以上；细鳞鱼（桦鱼），体长四十五厘米以上。
（3）虾蟹类（蟹类体长从头胸甲中央剌到甲后缘的距离）：对虾，体长十五厘米以上；青虾、毛虾，严格执行禁渔期规定；梭子蟹，甲壳长八厘米以上；河蟹（中华绒螯蟹），甲壳长七厘米以上。
（4）贝类（体长为外壳最长部分）：蛏，壳长五厘米以上；毛蚶，壳长三厘米以上；扇贝，壳长五厘米以上；文蛤，壳长五厘米以上；杂色蛤，壳长二点五厘米以上；青蛤，壳长四厘米以上；紫贻贝，壳长五厘米以上；海螺，壳长十厘米以上；田螺，壳长二厘米以上。
（5）其他：海参，体长十二厘米以上；元鱼（甲鱼），甲长十五厘米以上。
上列各种海水鱼、虾、蟹、贝类，在航次渔获物中小于可捕标准部分，不得超过渔获量的百分之二十；淡水鱼、虾、蟹、贝类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二）各种经济藻类和淡水食用水生植物，如莲藕、菱角、芡实（鸡头）等，要待其长成后方得采收，并要注意留种、留株，合理轮采。
第三条 各地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如改良水域条件、人工投放苗种、投放鱼巢、纳苗、营救幼鱼、移植驯化、消除敌害、引种栽植等，增殖水产资源。
第四条 对在渤海区作业的下列网具禁渔期规定如下：
流布袋网、河张网，禁渔期为五月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底张网（三用网），为五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插网（步网）、地网、撩网以及在七米水深内作业的小架张网、小樯张网等近海作业的密眼网具，为六月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在七米水深外作业的挂子网（袖网、转轴网、架子网）、
大桶网、樯张网，为七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扒拉网、锚流网、小围网，为六月二十日至九月四日；人力拉网，为五月一日至八月三十一日；青虾倒帘网，为六月一日至八月二十日。

第五条 为保护对虾亲虾进入渤海区产卵，春季严禁专捕对虾亲虾的各种网具作业。
第六条 渤海区各类机动拖网渔船，一律禁止在机动渔船拖网禁渔区线内作业；秋汛捕虾季节，可在原机轮拖网渔业禁渔区线外作业。秋虾开捕日期，一百五十马力以下（不包括一百五十马力）的机动拖网渔船为九月十五日，一百五十马力以上的机动拖网渔船为十月五日。
第七条 下列水生动物，在下述繁殖成长期间严禁采捕：
毛蚶，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蛏，五月一日至七月十日；文蛤，六月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扇贝，五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海螺，六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海参，六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第八条 凡是鱼、蟹产卵回游通道的河流，不得遮断河面拦捕，最少要留出占河道二分之一以上宽度的通道，以保证足够数量的亲体上溯或降河产卵繁殖。不准在闸坝上下拦捕鱼、蟹幼体和产卵洄游的亲体，更不准在闸门上套网捕鱼。因养殖需要捕捞鱼苗、虾苗、蟹苗者，要经省水产
局批准。
第九条 对水库、洼淀等淡水渔业水域，在鱼虾产卵繁殖季节，要明确规定禁渔区和禁渔期，并分别不同情况，确定禁止全部作业或限制作业的种类和作业的渔具数量。禁渔区的范围和禁渔期的时间由各县、市规定；跨界水域由渔业管理委员会会同各有关地、市、县商定。
第十条 禁止使用严重损害资源的渔具和渔法。手推网（抢网）、起落网、划兜网（攻兜网）、闸沟网（挡沟网）、小边网、小裤裆网和用冷布、麻布制作的网具（不包括流布袋）以及鱼鹰、密箔、密网等，一律禁止使用。
第十一条 严禁炸鱼、毒鱼、滥用电力捕鱼和卷炸、围埝等严格损害水产资源的行为。
第十二条 对各种主要渔具，要按不同捕捞对象，分别规定最小网眼（箔眼）尺寸。机轮拖网、围网和机帆船拖网的最小网眼尺寸，要按国家水产总局的规定执行。其他海洋渔业主要渔具的最小网眼尺寸，省水产局规定。淡水渔业主要渔具的最小网眼尺寸由地、市、县水产局规定，报
省水产局备案。严禁制造或出售不符合规定的渔具。
第十三条 禁止向渔业水域排弃有害水产资源的污水、油类、油性混合物等污染物质和废弃物。各工矿企业必须执行国家颁发的《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放射防护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卫生、农业部门因防疫或驱除病虫害需要向渔业水域投注药物时，要事先和当地水产部
门联系，尽量避开鱼类产卵繁殖场所。
第十四条 修建水利工程，要保护渔业水域环境，采取救鱼措施。在鱼、蟹洄游通道筑坝或建闸时，必须相应地建造过鱼设施，已建成的水利工程，凡阻碍鱼、蟹洄游和产卵的，由水产部门和水利管理部门协商，在许可的水位、水质、水量的条件下，适时开闸纳苗。水库、洼淀都要定
出最低水位线，以保证鱼类必要的生存条件。
第十五条 各盐业生产单位纳水时，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鱼虾幼苗，不得损害水产资源。
第十六条 围垦海涂、洼淀，要在不损害水产资源的前提下，统筹安排，有计划地进行。已经围垦而得不偿失的，要退田还渔。
第十七条 对贯彻执行本细则有成绩的单位或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扬或适当的物质奖励。
第十八条 对违犯本细则的单位或个人，各级渔政管理机构有权处理。在处理时，要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赔偿损失、没收渔获、没收渔具、罚款等处分。对渔业水域造成污染损害的，要赔偿损失。违犯禁渔区、禁渔期规定或使用禁用渔具的，除没收禁用渔具和渔获物以外，并
要酌情罚款。可以用罚款的一定数额奖给检举破坏资源的个人或渔政管理成绩显著的集体和个人。凡干部带头或怂恿违犯本细则的，要追究责任，必要时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对严重损害资源造成重大破坏的，或抗拒管理，行凶打人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对坏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依
法惩处。
第十九条 全省水资源繁殖保护工作，由省水产局管理。各级人民政府应责成水产行政部门和公安、司法等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本细责的贯彻执行。
第二十条 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陡河、洋河、壶流河等水库以及白洋淀等大型湖泊、洼淀，可根据需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水产资源繁殖保护管理机构。
第二十一条 省和重点渔区水产行政部门要设置渔政管理机构和渔政船，设立渔业警察。各级水产部门及渔政管理机构，要切实加强渔政管理工作，执行监督检查任务，建立渔业许可证制度，核定渔船、渔具发展数量和作业类型，进行渔船登记，保障对水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第二十二条 凡是跨越本省水域进行渔业生产的，必须遵守当地有关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 因科学研究或其它生产需要，从事与本细则有抵触的活动，在本省海域内，必须经省水产局批准；超越本省海域的，要经有关省、市、自治区水产部门或国家水产总局批准。
第二十四条 一切非渔业生产单位，凡没有渔业许可证的，一律不准从事捕捞生产。凡经批准的生产单位，必须严格遵守本细则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各级水产供销部门，发现违犯本细则规定的，要报当地渔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细则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报省水产局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试行，如与上级有关规定有抵触的，按上级规定执行。



1980年6月21日
法律的与时俱进
------从“许霆案”中想到的

王智名 (浙江省建德市检察院)


最近，“许霆案”终审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一棰定音。
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正式施行。该批复的内容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针对信用卡类犯罪具有全新意义的司法解释，使笔者又想起去年最火而今刚刚有些降温的“许霆案”。虽然重审将该犯罪定性为盗窃罪，由原来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仍然难以平息民众对此案件的争论，关于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该定何罪、量刑的轻重、ATM机的法律地位等对于法律和罪名如何理解的问题，无论司法者、律师、学者、民众等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全民的参与、广泛的论证、各抒己见是好事情，理越辩越明，有利于学术理论的澄清和突破，使法律也能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一、适应新形势，传统理论有待于突破
“许霆案”的焦点ATM取款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性质。本案定性为盗窃，而不是诈骗抑或信用卡诈骗，源自“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这一论断，理论上的通说和判例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盗窃罪。诈骗是基于人的认识错误自愿将财物交付，机器是无意识的东西，也即无认识,所以机器就不能因为认识错误而受骗上当。该观点或许受到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未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有独立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一般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绝大部分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情形，但是仅限于利用计算机骗取财产性利益这一种情形。据此，恶意非法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直接取款，由于是使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诈骗罪，理论和实践中则以盗窃罪论处。
笔者认为，主张利用信用卡非法套取智能机器管理的钱财是盗窃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行理论认为，机器不可能陷于认识错误，则相对于机器的诈骗罪不能成立。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计算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现象大量出现之后，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犯罪（包含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恶意取款）定为欺诈，看到了利用计算机诈骗与诈骗罪具有相同的本质。该“批复”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在ATM机上恶意骗取钱财是可以构成诈骗犯罪的。如果坚持“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那么所有利用智能机器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定性为盗窃，不可能成立诈骗，或许还要出现许多类“许霆案”。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利益是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合法权益为基础的，刑法上的很多问题也是以民法为基础的，比如抢劫罪首先就要严格的定性被抢财物的所有权归属等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源于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普通机器不能承载人的意思表示，但智能机器可作为人的意思表示的载体，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要对方发出符合的要约，其本身即可按照预设作出承诺，是按照人意所为，本质是人与人的对话，绝对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如本案中，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会得到设定程序的人的认可，发出预设指令让机器如数吐出钱来。这一行为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客户和银行（ATM机意思主体）之间的表意行为。一旦出错，非为机器的物理故障，那就是设计程序的人的漏洞和疏忽，是人的失误。否定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将客户多取钱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只看ATM机和客户之间的事实关系，撇开了机器背后的人的意思，客户多取钱要找他；那么如果是客户少取到了钱或者取到了假币，那只能找机器？岂不是求助无门？难道银行真的是只赚不赔？
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普遍运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扮演了有关人员的角色。我们必将重新审视这一高科技带来的新生事物，逐步将其与普通的机器区分开来而另眼相看。刘明祥教授就曾经分析指出：本案是ATM机的信息系统作出错误判断而将钱款送到ATM机外部窗口使被告人取得的，并非是被告人将ATM机砸毁或撬开后从中拿走现金，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该条中的“恶意透支”情形(参见《检察日报》1月8日)。笔者也认为，机器被人为造成物理损坏与体现人的意思的计算机程序出错应该有所不同。再智能的机器也不能被看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最终也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但是机器后面的人是有可能被骗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骗取不属于自己的有价值之物，而不在于被欺骗的对象是聪明的成年人还是认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幼童，抑或智能机器。直接拿走他人占有的财物与经他人交付拿走其财物，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损坏机器非法取得钱款可以成为盗窃，银行付款程序误认而多付，通过机器人间接受骗间接处分财物，从学理上来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对此类行为按照诈骗定性更符合逻辑。
二、以理论指导实践，避免机械司法
我们再反过来看前面提到的“批复”，其自有正面的意义，也隐含一些问题。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即“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在没有“批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按照“冒用他人信用卡” 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在“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结论之下很少会有人能这么认定，在经过“许霆案”的重创之后，更少有人敢这么认定了。那么就有必要请示下发司法解释呢了，这受限于传统理论，也与目前较为普遍的机械司法不无关系。
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作出的解释，是对法律的具体化。由于受现实司法进程和司法队伍整体水平的限制，本意是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司法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难以理解和把握的具体问题，给以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按照严格执行，以防出现偏差造成失误。但是，实际很多无论是否疑难、复杂的，下级机关或因惧怕也难以承担风险，都要求最高给予解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出台，越来越多的解释虽然解决了个别问题但也造成了混乱局面。该“批复”是受到“许霆案”的影响，如果没有高检准确权威的答复，对于这种问题的司法结果怕是引起社会的争议而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受到另一司法解释的影响，即“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就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盗窃并使用信用卡”已经明确，那么“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是不是也以盗窃罪论，还是以信用卡诈骗罪论或是其他的什么罪呢？这就需要明确了。而“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的解释完全是受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影响。所以，司法人员本身缺乏法律理论的指导，再加上权威的通说理论的影响和过分依赖司法解释，势必造成机械司法。
本案最初的结果是这么得来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无期徒刑。公众与学界对于“许霆案”的定性问题争议巨大，而在量刑方面对于法律上存在缺陷与不公的问题，却是存在比较惊人的一致。而这一司法结果就是严格而机械地按照司法解释作出的。定性盗窃理论上的分歧还不止（信用卡）诈骗之说，量刑所依据的司法解释中的“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在社会上都存在强烈争议，这么严格机械作出的结果正确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正确的话就不用更改了。最后的结果是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得到批准，作为“特殊情况”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之规定而减轻处罚。那么全国发生的十余起将来会更多的类似“许霆案”都要请示批准？最后恐怕又要下司法解释了。如果“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需要司法解释，那么日后“借用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或者“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恶意透支’”是否还要下司法解释了？信用卡诈骗罪客观方面包括的四种情形如果涉及到ATM机是否都要另行解释？这种唯数额论、算数法等机械性司法无益于长远，也浪费了许多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
三、法律也应与时俱进
在成文法系，法律以文本的形式体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无法做到100%的精确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官波斯纳才说：“关于制定法的含义的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通过算术方法解决。”通常来说，普通的案件能取得大家的认同，但疑难案件却无法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得到圆满的解释，法律语言的含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疑难案件的处理，得以廓清其外延与内涵。同时，“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美国法学家庞德语），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受制于立法者本身的认识不全面，而带来缺陷与不公平。因此，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曝露出其存在的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顺应时代，修改法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对于“许霆案”，如果以诈骗定性，合法、合情、合理，体现出公平正义；或者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符合公众期待、能为公众认同的结果，较好地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这么做有风险，但是个别司法人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作出黑白颠倒的结果，如果他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法律上的“自由心证”，也或是他们的素质。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指导，局限于所谓的定论，机械地套用过时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的压力下最终导致“许霆案”原判的被否定，这足以说明创新理论指导灵活司法的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和司法要防止“一放就乱”，但也同样要防止“一统就死”，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于案不公的现象。司法机关不同于军队，司法人员也不同于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司法人员则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职责。
立法往往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随后作出的。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法律理论来指导司法者选用适当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来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令常人能够接受的裁决。我们不该总是固步于“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之论断而机械司法，非得借鉴日本的定论而忽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社会转型期以新的法律理论适应并指导司法实践，期许法律带给公众更加公平合理的感觉，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在发展进步，法律也该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