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银行支票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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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银行支票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北京市银行支票使用管理暂行规定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银行支票使用中的管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下统称银行）开立帐户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单位）签发使用银行支票（以下简称支票），均应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中所称支票是指转帐支票和现金支票。
第三条 支票作为即期信用支付工具，一律采取记名式，不得流通转让。单位从银行领用的空白支票只限本单位使用，不得出租、出借或转让。不得签发空头支票、远期支票。
第四条 单位签发支票应填写收款单位（人）名称、签发日期、款项用途和金额，按预留在银行的印鉴盖好印章。
签发支票时，金额难以确定的，允许暂不填写金额，其他项目必须照上款要求填齐。暂不填写金额的支票，只限转帐支票适用。
第五条 支票不能作为商品交易中提货或发货的依据，销货（收款）单位对已受理的支票，应及时送银行转帐，待银行入帐后方能用款。
第六条 单位从银行领用的空白支票必须妥善保管，因丢失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一切经济后果由领用单位负责。
第七条 银行办理结算时应审查支票的款项用途，必要时可向支票持有人索阅款项用途的证明资料。款项用途不清或违反国家规定的，银行应拒绝付款。
第八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由银行视情节轻重分别处理：
1、对签发空头支票的，按支票票面金额的1％处以罚款，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停止其使用支票结算；
2、对将支票出租、出借或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按支票票面金额的5％处以罚款，并停止其使用支票结算；
3、对故意在支票上错盖、漏盖印章的，给予警告，经警告不改正的，按支票票面金额的1％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其使用支票结算；
4、对伪造、涂改支票或利用转帐支票倒换现金、利用支票进行投机倒把、诈骗财物等非法活动的，停止其使用支票结算，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银行对单位停止使用支票结算，须报经区、县级银行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九条 被停止使用支票结算的单位要求恢复使用支票结算的，须向其开户银行做出书面检查，经审查同意，报经区、县级银行批准。
第十条 银行延误支票结算影响单位资金运用的，银行应按存、贷款利率赔偿（有贷款的单位按贷款利率计算，没有贷款的单位按存款利率计算）。由于银行的责任，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由银行给予赔偿，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对有关人员给予处罚或处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监督实施并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1988年3月1日起执行。
1988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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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教授
关键词: 人的尊严/国家权力/尊卑等级/侵权/国家义务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也有尊严，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侵犯人的尊严有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当权者的侵犯、“上位者”的侵犯、多数人的侵犯等等。国家权力直接侵犯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往往危害更大，而最严重的侵犯人格尊严多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
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人的尊严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笔者同意将其中的“人格尊严”做广义解释，“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可以“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1]
一、人的尊严高于权力的尊严
国家权力也可以、也应该、甚至也必须是有尊严的，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国家公布的法律全社会都必须遵守，政府依法作出的决定人民必须遵循，法庭的肃穆与庄重、法官缜密而慎重的判决都体现着法律的尊严，国家元首代表国家所拥有的尊严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但是国家的尊严、国家权力的尊严，都不能超越人的尊严，也不能建立在牺牲人的尊严之基础上，如果没有人的尊严、只有权力的尊严，这样的社会必定是非人道的、专制的、黑暗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一个君主立宪性文件曾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1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2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公然将皇权的尊严摆在首位，置于普通人的尊严之上。今天这样公然捍卫皇权尊严的论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其变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国家的尊严优越于公民的尊严、甚至可以践踏人的尊严等等观念及现象、甚至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我国的文革时代在践踏人格尊严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宪法把人的尊严放在国家的尊严、集体的尊严之上予以明确的优先保护地位，是人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在我国这样人格尊严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的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具有一种旗帜性的作用，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国家和集体也有尊严，这种尊严也受法律保护，一旦有人侵犯也要予以法律制裁（如对某社团造成名誉损害、侮辱国旗、诽谤国家元首等），但这主要不是宪法的任务，宪法所捍卫的“人的尊严”是个体的尊严而不是集体或国家的尊严，尊严的主体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它强调尊严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而不仅仅是多数人享有的，更不是某个人（君主）或少数人（权力者）享有的。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实现人人平等，但不同地位的人在法律上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人格。
大官在小官面前的尊严、小官在百姓面前的尊严、富人在穷人面前的尊严其实只是权力的尊严、地位的尊严而不是人的尊严。尊严一旦建立在侵犯他人的尊严之基础上，这种尊严本身已经没有尊严而只剩下畸形和变态。皇帝看到碍眼的大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群众亲自批斗、殴打、羞辱“阶级敌人”，其泄愤的快感可能是极其相似的。在这里，被羞辱者丧失了尊严，羞辱者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尊严（恐吓、威慑都不能建立尊严）。以观看同是人类的“他人”之痛苦为满足，从侮辱他人中得到享受，不论以多么正义的名义，不论当时的制度是如何予以支持，这都是人类的大恶，是人性的扭曲、权力的变态。
二、侵犯人的尊严之类型
侵犯人的尊严，根据侵权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如甲诽谤乙，丙侮辱丁。个人间侵犯尊严的现象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旦违法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受到法律制裁的，一般由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出面就能够加以制止。
二是当权者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通常表现为制度性的践踏尊严，有根有据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如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当众打屁股、法庭上动辄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行为模式都已制度化。“中国古代的帝王，历来以剥夺各级官员的人格尊严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可以给予高官厚禄，可以给予良田万顷，也可以给予平反昭雪，但是绝对不给人格尊严”。一群太监举起板子“从生理上摧残着旷世学者和年迈将军”，“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到同样的惩罚。不管你年岁多高、学问多深，时时都有可能扒下裤子、皮开肉绽。有关尊严的任何含义，在这儿荡然无存。”任何官员见到皇帝，都必须双膝跪地，自称奴才，“不管这位大臣职务多高，年纪多大，与皇帝的关系多深，也不管他是否有过战功，或者挽救过王朝，都必须颤颤巍巍地跪下来，而且长跪不起，除非皇帝下旨‘平身’”。这种礼仪表面看是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但其实“主要是为了剥夺群臣的尊严”，似乎只有剥夺了群臣的尊严，才能树立、巩固皇权的尊严。 [2]而在宪法眼里，不论是君，是臣，是民，他们首先都是人；权力可以也应该分成等级（呈阶梯状），但人的尊严没有等级，不论是“旷世学者”还是“年迈将军”，作为人，他们应当有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在“君”面前“臣”也应有人的尊严，在“臣”面前“民”也应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并不排斥权力人也有尊严——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方面是对他作为国家主席（权力人）尊严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作为普通公民（权利人）所享有的人格尊严的践踏。
三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上位者”不限于权力人）。我们的等级文化总是把尊严给了“上位者”，儒家找回人的尊严的办法，“是在社会上搭建尊卑之间的梯子”，这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成了一种强大的实践。” [3]全社会都严格按照等级来分配尊严，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尊严也越多，越到下层尊严越少，最底层就几乎没有了。即使现代社会“上位者”的尊严建立在“下位者”的无尊严基础上之现象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是师道尊严，而学生（有时还连带学生家长）是被训斥的对象；在军队某些军官的尊严建立在将士兵当作杂役、奴仆的基础之上；在企业是老板有尊严，对违纪的员工可以当众罚站甚至游街；在商店旅馆，店家有尊严而顾客随时可能被搜身或扣押；在机关里领导的尊严不容侵犯，“下位者”只能保持谦卑，如果群众在领导面前强调尊严会被认为是“犯上”，至少是无礼；在家庭内，家长制赋予父亲以最高尊严，至今仍有男人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看似为了尊重对方而故意自谦，却突破了人格尊严的最低限度”； [4]在大都市，城里人在乡下人、外地人面前以傲慢的语言、夸张的表情显示身份的尊严，以反衬对方的卑微，以致那麽多民工感觉在城市活的没有尊严；在整个社会，在各行各业，是有权人、有钱人、成功者在普通人、穷人、失意者面前趾高气扬，尽情挥洒优越感，而下位者似乎应该忍气吞声，低眉顺眼，抬不起头挺不起胸，活的憋屈，得不到社会最起码的尊重。
四是众人对个别人尊严的侵犯，如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通常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尊严的蔑视，那么，有时候多数人也会践踏少数人的尊严，轻则禁止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决定，以示排挤、不接纳，重则对他们进行批斗、游街示众，令其当众出丑，颜面扫地。这可能表现为一种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剥夺少数人尊严的运动，公然地分其财产，剥夺其自由，践踏其尊严，并不时伴随有暴力，从而显得愈加野蛮。当众殴打不仅构成对一个人的肢体伤害，而且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创伤，人在暴力下是没有尊严的。 [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只有“上位者”有尊严，而“下位者”总是没有尊严或较少尊严，而“下位者”往往又是多数，因此长期的不满积压在心里，终于喷发之时常常表现得十分极端：把那些昔日的“高贵者”彻底打翻在地，尽情羞辱，彻底毁掉他们的尊严，以泻心头之愤。这实际上是一次尊严的重新分配，让长期有“尊严”的失去尊严，让长期没有尊严的得到“尊严”，而不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
三、最恶劣的侵犯人格尊严：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
侵犯人格尊严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还可能是集体（如单位）、或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直接侵犯人格尊严、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可能危害更大，纠正更难，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往往与权力的介入有关，甚至是由权力一手操办。正因为此，宪法捍卫的人格尊严主要是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的尊严，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不仅将人的尊严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 [6]
侵犯人的尊严最严重、最骇人听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国家权力打击人的尊严之需要与民间的某种不满心态相结合，当局通过权力资源广泛地宣传动员，鼓励倡导，与民间的某种狭隘心理、排外、仇富情结一拍即合，将人性中一些恶的意识贴上公平公正的标签，转化为民众自动的服从，甚至积极的参与，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权力需要打倒一些人，进而不择手段（有时表现为无权但有权欲的人企图“夺权”），民众需要宣泄他们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没有自控的底线，于是权力“借力”于民间，共同发威，不仅将“敌人”打倒，而且将其人格踩在脚下，肆意凌辱。如果对方还有一些道德瑕疵（如男女作风问题），那就怎么摧残都不过分；如果没有，也可以给对方编织出一些“丑闻”（反正只有我们口诛笔伐，不许你“乱说乱动”）。“文革中打倒各种名人，总有一个程序，先是捕风捉影地宣布他们有这样的‘历史问题’，那样的‘历史问题’，然后不容他们辩驳，就开始挂着牌子游街，戴着高帽子批斗，也就是说，立即毁损他们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一打掉，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了，比如剃阴阳头、浑身倒黑墨水等等。到这个时候，什么‘历史问题’早就成为一种借口，全部行为的重心只剩下了污辱。”“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什么问题、什么历史都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就是污辱，以及被污辱者对于污辱的反应。” [7]游街示众在古代多是当权者所为，民众围观看热闹，间或也参与（如吐口水、扔石块、欢呼喝彩等）；在文革中则多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但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受到权力的怂恿。民间有时具有比权力更大的摧残作用，强权摧毁不了的正直之士却可能被“群众”击跨，在众人的喊打声中无法辩解，无力反抗，只有低头认罪，甚至还要自证其罪（揭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思想）、自我宣判（游街时敲锣高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民间出手本来就很难掌握分寸，如果再有权力在背后撑腰，就表现得格外嚣张、野蛮、残忍；本来人多势众就似乎具有“正当性”，加之最高权力又予以鼓励——“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于是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权力侵犯人格尊严的社会基础，权力洞察、挖掘、利用人性之恶并将其包装为“民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风俗习惯、民众心态往往是国家制度的坚强后盾，如果有恃强凌弱的文化，有阶级仇民族恨，有众人从侵犯他人的尊严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权力侵犯人的尊严就易如反掌。
但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民间的激情一旦引发，可能当权者也未必能控制得了。权力暂时容忍、默许甚至鼓励民间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一旦满足，或民间所为超过权力允许的界限，权力就会出面制止。民间若听从权力劝告则可能表示一种持续的忠诚，不听劝告则可能引发当局也无法控制的大规模骚乱。 [8]所以不是所有权力都敢于如此冒险，只有那些特别具有领袖魅力的当权者才能审时夺势、洞若观火、掌控民心；且即使是他们，如果有其它更低成本的途径可行，一般也不会轻举妄动，毕竟这样做的社会代价太大了，不仅践踏人权（这是他们的次要考虑），也不利于权力的统治（这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在任何社会，权力易手都是常有的，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战胜对方获得胜利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打倒”一些人，搞臭他们，让他们名誉扫地，都是可以的。但“打倒”的方式不应是暴力，搞臭名声不能是无中生有（否则即是诽谤）。如通过选举也可以让对方下台，交出权力；对手如有贪污受贿、品行瑕疵，也可以通过媒体让其声名狼藉，但不能采用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方式。即使对手犯错、犯法、犯罪，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免去其高官厚禄，可以没收其万贯家产，可以令其名誉扫地，甚至可以剥夺其生命（死刑），但是不能侵犯其人格尊严，不能殴打、凌辱，不能批斗、游街、戴高帽，不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抛弃法制，将整个国家拖入混乱，置人民的安危于不顾。
四、国家权力有保障人格尊严之义务
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当人的尊严被侵犯时，被侵犯者有捍卫的权利，政府有帮助其实现权利的义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侵犯了某人的尊严而不允许其辩解（没有辩护权），不允许其捍卫（如起诉），这个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就是失职；如果政府对侵犯人的尊严之行为不加以制止，无动于衷，就是放纵践踏人的尊严；如果当权者自己就在实施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则是滥用权力，是权力非法；如果国家权力在民间制造、煽动、甚至鼓励侵犯人的尊严，就是暴政。
侵犯人的尊严有的属于法律问题，有的属于道德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国家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名义侵犯人的尊严。如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而刑讯逼供、开公判大会， [9]为了纯洁公共道德而将妓女、嫖客、小偷游街示众， [10]以牺牲对人的尊重（如拆迁户）换来高楼大厦的迅速崛起。 [11]即使城市规划确实需要在某地段禁止小商小贩，甚至必要时做强制取缔，取缔时不仅要依法，而且应该保持文明礼貌，而不是充满呵斥、推搡、甚至暴力的野蛮执法，文明地行使权力既尊重了公民的人格，也展现了权力的尊严。其次，国家权力对已经发生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要依法处罚，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应依法制裁，及时纠正。 [12]再次，政府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帮助实现人的尊严，如通过立法保障人的尊严而不能制定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3]国家不仅不能再发动政治运动践踏生命和尊严，而且要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受教育权，保障食品卫生及各种公共设施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如果公民连生命、健康都没有保障，基本安全都是未知，生命处处显得软弱无助渺小，人是无法活的有尊严的。
在道德层面上，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来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种引导首先表现为权力的榜样示范作用，权力若自制、自谦，尊重人格，社会风气往往也温和平顺；权力若好斗、残酷，社会就很难与人为善。文革中许多热血青年高呼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领袖语录实施着野蛮的批斗，模仿着最高权力的语气表现出埋葬“异类”（阶级敌人、反动派）的“英雄”气概。即使今天，对权力的奉承、在权力面前的谦卑也往往是模仿出来的，是官场引导、教育的结果，网民的对抗、激愤、漫骂与权力人的霸道、蛮横、打压训斥有直接关系，小人物学着大人物的样子宣泄愤怒，以满足自己畸形的优越感，粗口成脏，恣意诋毁，扣帽子打棍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权利越界（侮辱诽谤），是反法治。其次，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下位者的轻慢、蔑视，如果只是一种心态，一个表情，一种私下的语言，就很难构成法律上的侵权，国家此时不能为了急于实现公平公正，通过权力途径强制推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通过行政措施消灭部分人的优越感，打击势利眼，这样有可能出现更大的不公，甚至暴政。法律很难改造文化，文化只能由社会去逐步改变，一个人人有尊严的社会是“地位低的人敢于从容不迫的面对面、眼对眼地对地位高的人轻轻点头，反过来，地位高的人能够不靠架势对着任何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相视微笑”， [14]但这是不能通过法律强制而达到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在道德领域就只能消极地不作为，相反政府通过宣传、鼓励、肯定、倡导，包括用制度去强化某些行为模式，都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如树立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维护独立人格的典型模范人物（而不完全是听话顺从型的），倡导、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形成宽容的社会氛围，不要求对权力的声音人人表态、组织学习（说违心话必然损害人格），权力的身影能平和、平静、平常地出现而不兴师动众（以反衬小人物的卑微），等等。
一个社会严重侵犯人的尊严往往是有先兆的，一般是先出现在道德领域然后再扩充到法律领域，对此政府应有所警惕，不能任这种侵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毫不察觉，不能嘴上喊着保护人权，行为上却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义务，它不能以损害公民尊严为代价，以施舍的姿态帮助公民实现其健康权、安全权，并以此为条件要求公民交换尊严——每一次政府救援后都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甚至喊万岁，使人民为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得不降低人格，没完没了地唱颂歌，表忠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谢主龙恩”，以彰显“皇恩浩荡”，这是在培养谄媚之人格，强化国民的奴性。又如权力过多地涉足公民的休闲活动也有损于独立人格之培养，本来民间唱什么歌、怎么唱、在哪里唱，都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政府若插手其中，动用权力系统、国库资金去组织规划，借此造声势，捞政绩，树立光辉形象，官民共同作秀上演宏伟的歌德剧目，这是在无形中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将个人爱好纳入权力需要，将民间活动上升到政治高度。政府如果总是利用而不是尊重民间的个人行为，就难以给个人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这种侵占（不一定侵占公民财产而是侵占公民的时间和空间）强化的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的气息。如果公民的一切活动都是被组织的，公民就不再有发挥自己意志的余地，公民的业余时间都被侵占了，公民的自由也就所剩无几了。中国“现在正快速地走向富裕和强大，但富裕和强大未必能带来尊严，……尊严来自于非物质、非体量的一种精神软实力”。 [15]我们不能为了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而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能以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换取国家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我们期盼的现代化不仅有高楼大厦，而且以人为本。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公告
闽常[2006]6号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5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5月26日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2006年5月26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域使用管理，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海域，是指毗邻本省陆地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痕迹线向海一侧的内水和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在本省行政区毗邻海域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海域使用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合理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沿海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沿海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
第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海洋功能区划，依法编制、报批本级海洋功能区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可以修改海洋功能区划：
（一）海域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公共利益、国家安全需要的；
（三）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临港产业发展需要的。
修改海洋功能区划，由原编制机关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并提出修改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编制、修改海域使用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区）海域使用规划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编制、修改海域使用规划应当坚持科学规划、总量控制、提高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统筹安排各类项目用海。
第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编制、修改的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布。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查阅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三章 海域使用的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申请使用海域，应当向有审批权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海域使用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名称、项目用海类别、使用期限、位置、面积、用途、作业方式，并附宗海图；
（二）资信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明和与申请使用海域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证明，其中，单位申请的，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申请的，提交本人身份证明；
（三）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
（四）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或者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项目用海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填海五十公顷以下和围海一百公顷以下六十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围海三十公顷以上不足六十公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七百公顷以下三百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围海不足三十公顷和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三百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跨行政区域的项目用海，由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同一项目用海包含多个海域使用类型的，由对相应海域使用类型有审批权的最高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申请下列项目用海，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
（一）填海、围海的；
（二）建造港口码头及防波堤的；
（三）建设跨海桥梁、海上平台、人工渔礁、铺设海底电缆管道、海底隧道等海洋人工构造物的；
（四）开采海砂、贝壳及其他矿产资源的；
（五）其他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项目用海。
申请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用海，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但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渔业养殖用海在五十公顷以下，且不影响港口码头、航道、锚地、军事、国防等其他项目用海的，可以不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
第十一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依法提交的海洋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应当在核准之日起七日内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提交的涉及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三日内，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日起二十日内依法审批。
第十二条 海洋工程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和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可以一并编制，但由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用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海域使用申请，应当书面征求同级环保、国土资源、水利、交通、海事等有关部门的意见。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直接受理的海域使用申请进行审核时，应当征求相关的下一级人民政府的意见。
前款规定的有关部门和相关的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
第十四条 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拟建议批准的用海项目申请，应当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前，送毗邻该申请海域的相关乡（镇）、村以及受理申请的本机关公示。公示内容为拟建议批准用海的四至范围、用途、面积和图件，公示期限为五日。在公示期限内对建议批准用海无异议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对建议批准用海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复核。
对涉及渔业用海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当征求毗邻该海域的乡（镇）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对拟建议不予批准的用海项目申请，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海域使用审批决定前，对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海域使用审批涉及公共利益的，以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前款规定提出听证申请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申请，不得批准。但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用于非渔业养殖的海域，在尚未开发利用期间，且不影响海洋功能区划实施的，可以批准用于一年以内的短期渔业养殖生产。
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申请，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将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不得批准：
（一）严重危害海域资源、环境、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的；
（二）造成港区、沿海港湾严重淤积、堵塞及其他影响港口可航水域通航安全与生产作业的；
（三）影响岸线科学开发利用的；
（四）严重侵蚀岸滩和危害海堤等海岸工程及行洪排涝工程安全的；
（五）对军事管理区、国防设施有不利影响的。
第十七条 同一项目用海，应当依据总体设计一次性提出书面申请，不得分解报批。
列入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项目需要使用海域的，有关项目审批机关应当在审批、审核或者核准前征求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反馈意见并提交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对依法实行有偿使用的项目用海，同一宗海域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依法采用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
招标、拍卖方案由有海域使用审批权的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单位和个人参加投标或者竞价，不受单位住所地和个人户籍所在地的限制。
第十九条 以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编制招标或者拍卖方案的部门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拟出让使用权的海域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招标的标底或者拍卖的保留价。
海域使用权招标的标底或者拍卖的保留价不得低于国家或者省规定的同类项目用海的海域使用金的最低标准，并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条 海域使用审批决定应当自受理海域使用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但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勘测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二十一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示项目用海审批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等，采取便民措施，简化办证手续。
第二十二条 从事海域使用论证或者海域评估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论证或者评估。
第四章 海域使用权
第二十三条 海域使用权的取得、变更或者终止，应当依法向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由登记机关自登记之日起五日内向社会公告。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海域使用权登记之日起五日内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经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四条 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
（一）养殖用海十五年；
（二）拆船用海二十年；
（三）旅游、娱乐用海二十五年；
（四）盐业、矿业用海三十年；
（五）公益事业用海四十年；
（六）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五十年。
其他项目用海年限，由省人民政府根据用海活动性质确定。
第二十五条 海域使用权在使用期限内可以依法继承、转让、抵押、出租。沿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应当优先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用于养殖生产，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也可以依法转让、出租。
对减缴、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转让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依法补缴海域使用金；出租海域使用权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出租收益。
继承、转让、抵押、出租海域使用权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海域使用权终止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自海域使用权终止之日起五日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交还《海域使用权证书》；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原登记机关公告注销。
第二十七条 已批准使用的海域，海域使用权人超过一年未开发利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开发利用；连续二年未开发利用的，由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人民政府收回海域使用权，并公告注销。
第二十八条 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需要，或者海洋功能区划的调整，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依法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与原海域使用权人协商或者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给予相应补偿。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已经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生产，但因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不能继续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海域使用补偿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填海项目工程竣工后形成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自填海项目工程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凭海域使用权证书，向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和用于工业建设项目用地的，不再收取土地出让金。
改变原批准用途的，应当经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按照该宗土地的评估价格扣除已经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和实际投入的填海成本确定。
转让填海形成土地使用权的，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
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合理利用海域，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不得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其所使用海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五章 海域使用金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军事用海；
（二）海关、公安、边防、海监、渔政、海事、港口、航道、水路运输行政管理等涉海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
（三）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陆岛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
（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免缴海域使用金的用海。
第三十二条 下列用海，依法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
（三）养殖用海。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海域使用金按照海域使用审批权限，由批准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代征。海域使用金必须按照规定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用于海域整治、保护和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围海、填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活动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洋监察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拒不改正的，可以采取暂扣、封存其使用的工具和物品等措施予以制止，但暂扣、封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其批准文件无效，作出审批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收回非法使用的海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不收回的，其上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收回；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海域使用论证或者海域使用评估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其评估结果无效，并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擅自改变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人民政府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罚款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将海域用途改为填海型项目用海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将海域用途改为围海型项目用海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八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的罚款；
（三）其他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洋监察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海域使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实施违法行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规定的海域功能的；
（二）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
（三）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作出核准或者审批决定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五）不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收取和减免海域使用金以及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海域使用金的；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也可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行使。但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已经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申请临时使用海域的，应当办理临时海域使用权证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 人的尊严/国家权力/尊卑等级/侵权/国家义务
内容提要: 国家权力也有尊严，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侵犯人的尊严有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当权者的侵犯、“上位者”的侵犯、多数人的侵犯等等。国家权力直接侵犯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往往危害更大，而最严重的侵犯人格尊严多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
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人的尊严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笔者同意将其中的“人格尊严”做广义解释，“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可以“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1]
一、人的尊严高于权力的尊严
国家权力也可以、也应该、甚至也必须是有尊严的，但不能高于人的尊严，更不能建立在侵犯人的尊严基础之上。国家公布的法律全社会都必须遵守，政府依法作出的决定人民必须遵循，法庭的肃穆与庄重、法官缜密而慎重的判决都体现着法律的尊严，国家元首代表国家所拥有的尊严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但是国家的尊严、国家权力的尊严，都不能超越人的尊严，也不能建立在牺牲人的尊严之基础上，如果没有人的尊严、只有权力的尊严，这样的社会必定是非人道的、专制的、黑暗的。《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一个君主立宪性文件曾明文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1条），“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第2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公然将皇权的尊严摆在首位，置于普通人的尊严之上。今天这样公然捍卫皇权尊严的论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其变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人权），国家的尊严优越于公民的尊严、甚至可以践踏人的尊严等等观念及现象、甚至制度还没有完全消失，如德国的纳粹统治时期、我国的文革时代在践踏人格尊严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宪法把人的尊严放在国家的尊严、集体的尊严之上予以明确的优先保护地位，是人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在我国这样人格尊严尚未得到完全保障的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具有一种旗帜性的作用，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国家和集体也有尊严，这种尊严也受法律保护，一旦有人侵犯也要予以法律制裁（如对某社团造成名誉损害、侮辱国旗、诽谤国家元首等），但这主要不是宪法的任务，宪法所捍卫的“人的尊严”是个体的尊严而不是集体或国家的尊严，尊严的主体是个人——普通的个人。它强调尊严是每个人都享有的，而不仅仅是多数人享有的，更不是某个人（君主）或少数人（权力者）享有的。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实现人人平等，但不同地位的人在法律上应当享有完全平等的人格。
大官在小官面前的尊严、小官在百姓面前的尊严、富人在穷人面前的尊严其实只是权力的尊严、地位的尊严而不是人的尊严。尊严一旦建立在侵犯他人的尊严之基础上，这种尊严本身已经没有尊严而只剩下畸形和变态。皇帝看到碍眼的大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群众亲自批斗、殴打、羞辱“阶级敌人”，其泄愤的快感可能是极其相似的。在这里，被羞辱者丧失了尊严，羞辱者也并没有因此获得尊严（恐吓、威慑都不能建立尊严）。以观看同是人类的“他人”之痛苦为满足，从侮辱他人中得到享受，不论以多么正义的名义，不论当时的制度是如何予以支持，这都是人类的大恶，是人性的扭曲、权力的变态。
二、侵犯人的尊严之类型
侵犯人的尊严，根据侵权者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四种。
一是私人间的个体侵犯，如甲诽谤乙，丙侮辱丁。个人间侵犯尊严的现象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旦违法也是相对比较容易受到法律制裁的，一般由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出面就能够加以制止。
二是当权者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这通常表现为制度性的践踏尊严，有根有据且后果严重、影响深远。如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当众打屁股、法庭上动辄各打五十大板等等行为模式都已制度化。“中国古代的帝王，历来以剥夺各级官员的人格尊严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他们可以给予高官厚禄，可以给予良田万顷，也可以给予平反昭雪，但是绝对不给人格尊严”。一群太监举起板子“从生理上摧残着旷世学者和年迈将军”，“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遭到同样的惩罚。不管你年岁多高、学问多深，时时都有可能扒下裤子、皮开肉绽。有关尊严的任何含义，在这儿荡然无存。”任何官员见到皇帝，都必须双膝跪地，自称奴才，“不管这位大臣职务多高，年纪多大，与皇帝的关系多深，也不管他是否有过战功，或者挽救过王朝，都必须颤颤巍巍地跪下来，而且长跪不起，除非皇帝下旨‘平身’”。这种礼仪表面看是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尊严，但其实“主要是为了剥夺群臣的尊严”，似乎只有剥夺了群臣的尊严，才能树立、巩固皇权的尊严。 [2]而在宪法眼里，不论是君，是臣，是民，他们首先都是人；权力可以也应该分成等级（呈阶梯状），但人的尊严没有等级，不论是“旷世学者”还是“年迈将军”，作为人，他们应当有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在“君”面前“臣”也应有人的尊严，在“臣”面前“民”也应有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并不排斥权力人也有尊严——作为普通人的尊严。刘少奇在文革中的遭遇一方面是对他作为国家主席（权力人）尊严的侵犯，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作为普通公民（权利人）所享有的人格尊严的践踏。
三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上位者”不限于权力人）。我们的等级文化总是把尊严给了“上位者”，儒家找回人的尊严的办法，“是在社会上搭建尊卑之间的梯子”，这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成了一种强大的实践。” [3]全社会都严格按照等级来分配尊严，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尊严也越多，越到下层尊严越少，最底层就几乎没有了。即使现代社会“上位者”的尊严建立在“下位者”的无尊严基础上之现象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是师道尊严，而学生（有时还连带学生家长）是被训斥的对象；在军队某些军官的尊严建立在将士兵当作杂役、奴仆的基础之上；在企业是老板有尊严，对违纪的员工可以当众罚站甚至游街；在商店旅馆，店家有尊严而顾客随时可能被搜身或扣押；在机关里领导的尊严不容侵犯，“下位者”只能保持谦卑，如果群众在领导面前强调尊严会被认为是“犯上”，至少是无礼；在家庭内，家长制赋予父亲以最高尊严，至今仍有男人对外“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看似为了尊重对方而故意自谦，却突破了人格尊严的最低限度”； [4]在大都市，城里人在乡下人、外地人面前以傲慢的语言、夸张的表情显示身份的尊严，以反衬对方的卑微，以致那麽多民工感觉在城市活的没有尊严；在整个社会，在各行各业，是有权人、有钱人、成功者在普通人、穷人、失意者面前趾高气扬，尽情挥洒优越感，而下位者似乎应该忍气吞声，低眉顺眼，抬不起头挺不起胸，活的憋屈，得不到社会最起码的尊重。
四是众人对个别人尊严的侵犯，如多数人的暴政。如果说“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侵犯通常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尊严的蔑视，那么，有时候多数人也会践踏少数人的尊严，轻则禁止他们发表意见、参与决定，以示排挤、不接纳，重则对他们进行批斗、游街示众，令其当众出丑，颜面扫地。这可能表现为一种大张旗鼓的、理直气壮的剥夺少数人尊严的运动，公然地分其财产，剥夺其自由，践踏其尊严，并不时伴随有暴力，从而显得愈加野蛮。当众殴打不仅构成对一个人的肢体伤害，而且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不仅造成人的肉体痛苦，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来精神创伤，人在暴力下是没有尊严的。 [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只有“上位者”有尊严，而“下位者”总是没有尊严或较少尊严，而“下位者”往往又是多数，因此长期的不满积压在心里，终于喷发之时常常表现得十分极端：把那些昔日的“高贵者”彻底打翻在地，尽情羞辱，彻底毁掉他们的尊严，以泻心头之愤。这实际上是一次尊严的重新分配，让长期有“尊严”的失去尊严，让长期没有尊严的得到“尊严”，而不是人人平等地享有尊严。
三、最恶劣的侵犯人格尊严：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
侵犯人格尊严的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少数人或多数人，还可能是集体（如单位）、或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直接侵犯人格尊严、或参与侵犯人格尊严可能危害更大，纠正更难，一个社会发生大规模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往往与权力的介入有关，甚至是由权力一手操办。正因为此，宪法捍卫的人格尊严主要是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的尊严，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不仅将人的尊严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 [6]
侵犯人的尊严最严重、最骇人听闻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之时。国家权力打击人的尊严之需要与民间的某种不满心态相结合，当局通过权力资源广泛地宣传动员，鼓励倡导，与民间的某种狭隘心理、排外、仇富情结一拍即合，将人性中一些恶的意识贴上公平公正的标签，转化为民众自动的服从，甚至积极的参与，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权力需要打倒一些人，进而不择手段（有时表现为无权但有权欲的人企图“夺权”），民众需要宣泄他们心中长期压抑的不满，没有自控的底线，于是权力“借力”于民间，共同发威，不仅将“敌人”打倒，而且将其人格踩在脚下，肆意凌辱。如果对方还有一些道德瑕疵（如男女作风问题），那就怎么摧残都不过分；如果没有，也可以给对方编织出一些“丑闻”（反正只有我们口诛笔伐，不许你“乱说乱动”）。“文革中打倒各种名人，总有一个程序，先是捕风捉影地宣布他们有这样的‘历史问题’，那样的‘历史问题’，然后不容他们辩驳，就开始挂着牌子游街，戴着高帽子批斗，也就是说，立即毁损他们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一打掉，其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畅通无阻了，比如剃阴阳头、浑身倒黑墨水等等。到这个时候，什么‘历史问题’早就成为一种借口，全部行为的重心只剩下了污辱。”“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什么问题、什么历史都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就是污辱，以及被污辱者对于污辱的反应。” [7]游街示众在古代多是当权者所为，民众围观看热闹，间或也参与（如吐口水、扔石块、欢呼喝彩等）；在文革中则多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行动”，但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受到权力的怂恿。民间有时具有比权力更大的摧残作用，强权摧毁不了的正直之士却可能被“群众”击跨，在众人的喊打声中无法辩解，无力反抗，只有低头认罪，甚至还要自证其罪（揭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思想）、自我宣判（游街时敲锣高喊“我是走资派”、“我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民间出手本来就很难掌握分寸，如果再有权力在背后撑腰，就表现得格外嚣张、野蛮、残忍；本来人多势众就似乎具有“正当性”，加之最高权力又予以鼓励——“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于是就完全无法无天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权力侵犯人格尊严的社会基础，权力洞察、挖掘、利用人性之恶并将其包装为“民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能量。风俗习惯、民众心态往往是国家制度的坚强后盾，如果有恃强凌弱的文化，有阶级仇民族恨，有众人从侵犯他人的尊严中获得快感的潜意识，权力侵犯人的尊严就易如反掌。
但国家权力与民间联手可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力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民间的激情一旦引发，可能当权者也未必能控制得了。权力暂时容忍、默许甚至鼓励民间的暴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这种需要一旦满足，或民间所为超过权力允许的界限，权力就会出面制止。民间若听从权力劝告则可能表示一种持续的忠诚，不听劝告则可能引发当局也无法控制的大规模骚乱。 [8]所以不是所有权力都敢于如此冒险，只有那些特别具有领袖魅力的当权者才能审时夺势、洞若观火、掌控民心；且即使是他们，如果有其它更低成本的途径可行，一般也不会轻举妄动，毕竟这样做的社会代价太大了，不仅践踏人权（这是他们的次要考虑），也不利于权力的统治（这是他们的主要考虑）。
在任何社会，权力易手都是常有的，在政治斗争中需要战胜对方获得胜利也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打倒”一些人，搞臭他们，让他们名誉扫地，都是可以的。但“打倒”的方式不应是暴力，搞臭名声不能是无中生有（否则即是诽谤）。如通过选举也可以让对方下台，交出权力；对手如有贪污受贿、品行瑕疵，也可以通过媒体让其声名狼藉，但不能采用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的方式。即使对手犯错、犯法、犯罪，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免去其高官厚禄，可以没收其万贯家产，可以令其名誉扫地，甚至可以剥夺其生命（死刑），但是不能侵犯其人格尊严，不能殴打、凌辱，不能批斗、游街、戴高帽，不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抛弃法制，将整个国家拖入混乱，置人民的安危于不顾。
四、国家权力有保障人格尊严之义务
宪法保障人格尊严意味着国家权力不仅不能侵犯人的尊严，还有保障人的尊严之义务。当人的尊严被侵犯时，被侵犯者有捍卫的权利，政府有帮助其实现权利的义务。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侵犯了某人的尊严而不允许其辩解（没有辩护权），不允许其捍卫（如起诉），这个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就是失职；如果政府对侵犯人的尊严之行为不加以制止，无动于衷，就是放纵践踏人的尊严；如果当权者自己就在实施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则是滥用权力，是权力非法；如果国家权力在民间制造、煽动、甚至鼓励侵犯人的尊严，就是暴政。
侵犯人的尊严有的属于法律问题，有的属于道德问题。在法律层面上，国家首先自己要以身作则，不能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名义侵犯人的尊严。如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而刑讯逼供、开公判大会， [9]为了纯洁公共道德而将妓女、嫖客、小偷游街示众， [10]以牺牲对人的尊重（如拆迁户）换来高楼大厦的迅速崛起。 [11]即使城市规划确实需要在某地段禁止小商小贩，甚至必要时做强制取缔，取缔时不仅要依法，而且应该保持文明礼貌，而不是充满呵斥、推搡、甚至暴力的野蛮执法，文明地行使权力既尊重了公民的人格，也展现了权力的尊严。其次，国家权力对已经发生的侵犯人格尊严的现象要依法处罚，不论是个人还是政府，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都应依法制裁，及时纠正。 [12]再次，政府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帮助实现人的尊严，如通过立法保障人的尊严而不能制定歧视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13]国家不仅不能再发动政治运动践踏生命和尊严，而且要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受教育权，保障食品卫生及各种公共设施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宪法规定的国家义务。如果公民连生命、健康都没有保障，基本安全都是未知，生命处处显得软弱无助渺小，人是无法活的有尊严的。
在道德层面上，政府只能通过引导来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这种引导首先表现为权力的榜样示范作用，权力若自制、自谦，尊重人格，社会风气往往也温和平顺；权力若好斗、残酷，社会就很难与人为善。文革中许多热血青年高呼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领袖语录实施着野蛮的批斗，模仿着最高权力的语气表现出埋葬“异类”（阶级敌人、反动派）的“英雄”气概。即使今天，对权力的奉承、在权力面前的谦卑也往往是模仿出来的，是官场引导、教育的结果，网民的对抗、激愤、漫骂与权力人的霸道、蛮横、打压训斥有直接关系，小人物学着大人物的样子宣泄愤怒，以满足自己畸形的优越感，粗口成脏，恣意诋毁，扣帽子打棍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已经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权利越界（侮辱诽谤），是反法治。其次，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对下位者的轻慢、蔑视，如果只是一种心态，一个表情，一种私下的语言，就很难构成法律上的侵权，国家此时不能为了急于实现公平公正，通过权力途径强制推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通过行政措施消灭部分人的优越感，打击势利眼，这样有可能出现更大的不公，甚至暴政。法律很难改造文化，文化只能由社会去逐步改变，一个人人有尊严的社会是“地位低的人敢于从容不迫的面对面、眼对眼地对地位高的人轻轻点头，反过来，地位高的人能够不靠架势对着任何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相视微笑”， [14]但这是不能通过法律强制而达到的。这并不是说政府在道德领域就只能消极地不作为，相反政府通过宣传、鼓励、肯定、倡导，包括用制度去强化某些行为模式，都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如树立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维护独立人格的典型模范人物（而不完全是听话顺从型的），倡导、鼓励发表不同意见，形成宽容的社会氛围，不要求对权力的声音人人表态、组织学习（说违心话必然损害人格），权力的身影能平和、平静、平常地出现而不兴师动众（以反衬小人物的卑微），等等。
一个社会严重侵犯人的尊严往往是有先兆的，一般是先出现在道德领域然后再扩充到法律领域，对此政府应有所警惕，不能任这种侵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毫不察觉，不能嘴上喊着保护人权，行为上却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义务，它不能以损害公民尊严为代价，以施舍的姿态帮助公民实现其健康权、安全权，并以此为条件要求公民交换尊严——每一次政府救援后都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感谢，甚至喊万岁，使人民为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不得不降低人格，没完没了地唱颂歌，表忠心，一而再、再而三地“谢主龙恩”，以彰显“皇恩浩荡”，这是在培养谄媚之人格，强化国民的奴性。又如权力过多地涉足公民的休闲活动也有损于独立人格之培养，本来民间唱什么歌、怎么唱、在哪里唱，都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政府若插手其中，动用权力系统、国库资金去组织规划，借此造声势，捞政绩，树立光辉形象，官民共同作秀上演宏伟的歌德剧目，这是在无形中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将个人爱好纳入权力需要，将民间活动上升到政治高度。政府如果总是利用而不是尊重民间的个人行为，就难以给个人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这种侵占（不一定侵占公民财产而是侵占公民的时间和空间）强化的不是自由而是专制的气息。如果公民的一切活动都是被组织的，公民就不再有发挥自己意志的余地，公民的业余时间都被侵占了，公民的自由也就所剩无几了。中国“现在正快速地走向富裕和强大，但富裕和强大未必能带来尊严，……尊严来自于非物质、非体量的一种精神软实力”。 [15]我们不能为了加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步伐而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不能以牺牲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换取国家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我们期盼的现代化不仅有高楼大厦，而且以人为本。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公告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的公告
闽常[2006]6号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5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5月26日
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2006年5月26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域使用管理，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海域，是指毗邻本省陆地的平均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痕迹线向海一侧的内水和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在本省行政区毗邻海域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海域使用应当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合理开发、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沿海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沿海县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本行政区毗邻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
第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海洋功能区划，依法编制、报批本级海洋功能区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可以修改海洋功能区划：
（一）海域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公共利益、国家安全需要的；
（三）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临港产业发展需要的。
修改海洋功能区划，由原编制机关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并提出修改方案，报原批准机关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编制、修改海域使用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县（市、区）海域使用规划应当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编制、修改海域使用规划应当坚持科学规划、总量控制、提高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统筹安排各类项目用海。
第七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其编制、修改的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向社会公布。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查阅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供便利。
第三章 海域使用的申请与审批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申请使用海域，应当向有审批权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海域使用申请书，包括申请人名称、项目用海类别、使用期限、位置、面积、用途、作业方式，并附宗海图；
（二）资信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明和与申请使用海域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证明，其中，单位申请的，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个人申请的，提交本人身份证明；
（三）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
（四）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或者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项目用海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填海五十公顷以下和围海一百公顷以下六十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省人民政府审批；
（二）围海三十公顷以上不足六十公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七百公顷以下三百公顷以上的项目用海，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围海不足三十公顷和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三百公顷以下的项目用海，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跨行政区域的项目用海，由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同一项目用海包含多个海域使用类型的，由对相应海域使用类型有审批权的最高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条 单位和个人申请下列项目用海，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
（一）填海、围海的；
（二）建造港口码头及防波堤的；
（三）建设跨海桥梁、海上平台、人工渔礁、铺设海底电缆管道、海底隧道等海洋人工构造物的；
（四）开采海砂、贝壳及其他矿产资源的；
（五）其他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项目用海。
申请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用海，应当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但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渔业养殖用海在五十公顷以下，且不影响港口码头、航道、锚地、军事、国防等其他项目用海的，可以不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表）。
第十一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依法提交的海洋工程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应当在核准之日起七日内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提交的涉及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应当自收到之日起三日内，报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当事人提交的海岸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之日起二十日内依法审批。
第十二条 海洋工程的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和海洋环境影响报告可以一并编制，但由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用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有审批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海域使用申请，应当书面征求同级环保、国土资源、水利、交通、海事等有关部门的意见。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直接受理的海域使用申请进行审核时，应当征求相关的下一级人民政府的意见。
前款规定的有关部门和相关的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在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
第十四条 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拟建议批准的用海项目申请，应当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前，送毗邻该申请海域的相关乡（镇）、村以及受理申请的本机关公示。公示内容为拟建议批准用海的四至范围、用途、面积和图件，公示期限为五日。在公示期限内对建议批准用海无异议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对建议批准用海有异议的，应当进行复核。
对涉及渔业用海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当征求毗邻该海域的乡（镇）人民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对拟建议不予批准的用海项目申请，受理海域使用申请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作出海域使用审批决定前，对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海域使用审批涉及公共利益的，以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依前款规定提出听证申请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六条 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申请，不得批准。但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用于非渔业养殖的海域，在尚未开发利用期间，且不影响海洋功能区划实施的，可以批准用于一年以内的短期渔业养殖生产。
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申请，经环境影响评价或者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将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不得批准：
（一）严重危害海域资源、环境、自然景观和生态平衡的；
（二）造成港区、沿海港湾严重淤积、堵塞及其他影响港口可航水域通航安全与生产作业的；
（三）影响岸线科学开发利用的；
（四）严重侵蚀岸滩和危害海堤等海岸工程及行洪排涝工程安全的；
（五）对军事管理区、国防设施有不利影响的。
第十七条 同一项目用海，应当依据总体设计一次性提出书面申请，不得分解报批。
列入国家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项目需要使用海域的，有关项目审批机关应当在审批、审核或者核准前征求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反馈意见并提交有关材料。
第十八条 对依法实行有偿使用的项目用海，同一宗海域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依法采用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
招标、拍卖方案由有海域使用审批权的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单位和个人参加投标或者竞价，不受单位住所地和个人户籍所在地的限制。
第十九条 以招标或者拍卖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的，编制招标或者拍卖方案的部门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拟出让使用权的海域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招标的标底或者拍卖的保留价。
海域使用权招标的标底或者拍卖的保留价不得低于国家或者省规定的同类项目用海的海域使用金的最低标准，并应当予以保密。
第二十条 海域使用审批决定应当自受理海域使用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但依法需要听证、招标、拍卖、勘测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第二十一条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示项目用海审批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等，采取便民措施，简化办证手续。
第二十二条 从事海域使用论证或者海域评估活动的机构，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进行论证或者评估。
第四章 海域使用权
第二十三条 海域使用权的取得、变更或者终止，应当依法向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由登记机关自登记之日起五日内向社会公告。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海域使用权登记之日起五日内向海域使用申请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
经依法登记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四条 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按照下列用途确定：
（一）养殖用海十五年；
（二）拆船用海二十年；
（三）旅游、娱乐用海二十五年；
（四）盐业、矿业用海三十年；
（五）公益事业用海四十年；
（六）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工程用海五十年。
其他项目用海年限，由省人民政府根据用海活动性质确定。
第二十五条 海域使用权在使用期限内可以依法继承、转让、抵押、出租。沿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应当优先承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用于养殖生产，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也可以依法转让、出租。
对减缴、免缴海域使用金的项目用海，转让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依法补缴海域使用金；出租海域使用权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出租收益。
继承、转让、抵押、出租海域使用权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海域使用权终止的，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自海域使用权终止之日起五日内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交还《海域使用权证书》；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原登记机关公告注销。
第二十七条 已批准使用的海域，海域使用权人超过一年未开发利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开发利用；连续二年未开发利用的，由批准该海域使用权的人民政府收回海域使用权，并公告注销。
第二十八条 因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需要，或者海洋功能区划的调整，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依法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应当与原海域使用权人协商或者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给予相应补偿。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施行前，已经使用海域从事养殖生产，但因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不能继续从事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海域使用补偿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九条 填海项目工程竣工后形成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海域使用权人应当自填海项目工程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凭海域使用权证书，向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确认土地使用权。符合国家《划拨用地目录》和用于工业建设项目用地的，不再收取土地出让金。
改变原批准用途的，应当经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并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的土地出让金数额按照该宗土地的评估价格扣除已经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和实际投入的填海成本确定。
转让填海形成土地使用权的，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办理。
海域使用权证书换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海域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合理利用海域，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不得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其所使用海域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五章 海域使用金
第三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但下列用海，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军事用海；
（二）海关、公安、边防、海监、渔政、海事、港口、航道、水路运输行政管理等涉海公务船舶专用码头用海；
（三）非经营性的航道、锚地、陆岛通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用海；
（四）教学、科研、防灾减灾、海难搜救打捞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免缴海域使用金的用海。
第三十二条 下列用海，依法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减缴或者免缴海域使用金：
（一）公用设施用海；
（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用海；
（三）养殖用海。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三条 海域使用金按照海域使用审批权限，由批准用海的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代征。海域使用金必须按照规定上缴国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用于海域整治、保护和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围海、填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活动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洋监察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拒不改正的，可以采取暂扣、封存其使用的工具和物品等措施予以制止，但暂扣、封存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其批准文件无效，作出审批决定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收回非法使用的海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不收回的，其上级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其限期收回；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海域使用论证或者海域使用评估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评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其评估结果无效，并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擅自改变用海类型和海域用途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人民政府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罚款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将海域用途改为填海型项目用海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
（二）将海域用途改为围海型项目用海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八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的罚款；
（三）其他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当缴纳的海域使用金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海洋监察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海域使用监督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对实施违法行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规定的海域功能的；
（二）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
（三）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作出核准或者审批决定的；
（四）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五）不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收取和减免海域使用金以及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海域使用金的；
（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实施；也可以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其所属的海洋监察机构行使。但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已经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申请临时使用海域的，应当办理临时海域使用权证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