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换发消毒产品卫生许可证和补报整顿消毒产品资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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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关于换发消毒产品卫生许可证和补报整顿消毒产品资料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换发消毒产品卫生许可证和补报整顿消毒产品资料的通知
卫生部
（1994年5月21日）
全国消毒药械整顿工作，自1992年8月正式开展以来，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和各级卫生防疫站领导及有关科室业务人员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使该项工作的开展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截至1993年10月底全国消毒药械整顿工作已基本结束，材料整理和专家技
术鉴定等项工作也基本完成。
一、关于消毒产品（以下简称产品）整顿的基本情况和处理意见通知如下：
1、部级“卫生许可证”的产品：
1988年至1990年12月底，由卫生部批准发“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共139个，持部级“卫生许可证”转让的产品共129次，所以列入本次整顿的产品共268个。其中有52个产品由于各种原因停产，占整顿产品总数的19．4％。另外，缺整顿技术资料的有49个
产品。故参加复审的产品只有180个（其中包括13个已停产的产品，因停产后尚有产品销售）。
2、省级“卫生许可证”的产品：
由省级（包括省市会、单列市、食品等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卫生防疫站批准发“卫生许可证”的产品有215个，持省级“卫生许可证”转让的产品是49次，列入本次整顿的产品共264个，已停产的有73个产品，占整顿产品总数的27．65％。
3、无“卫生许可证”的产品：
全国共查出无“卫生许可证”的产品（包括假冒、伪劣产品）149个。
4、部级“卫生许可证”产品的技术鉴定结果：
卫生部经组织有关专家对部发“卫生许可证”的180个产品的技术资料审核鉴定结果，一、二类指标全部合格的产品有10个；一二类指标还须复测不同检测项目和修改说明书的有157个产品。产品一类指标合格率为83．2％；二类指标合格率为43．2％。
二、产品整顿处理意见：
1、一、二类指标全部合格的产品，从6月1日起开始换发新的“卫生许可证”（正、副本）。请各级卫生防疫站通知产品研制申报单位和生产厂家，持原单位所发“卫生许可证”和交纳2500元产品审评费，到卫生部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换证手续。（地址：北京宣武区
南纬路27号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内）。全部产品换证工作截至1994年12月31日止。
省级产品换“卫生许可证”工作，由各省根据本地情况，参照部级产品换证的有关规定执行。
2、须补充不同检验资料和修改说明书的157个产品，要求在6月底前将该产品补充资料报卫生部传染病防治监督管理办公室（补做稳定性试验的产品，在10月底前上报资料）。
3、对转让产品灭菌效果和稳定性差异较大的产品（如氯类消毒液和碘伏类消毒剂），卫生部已组织“联合复测组”进行了重新抽样复测，建议产品研制申报单位，按联合复测结果重新修改产品说明书，并对转让产品说明书按统一要求修改。其它类产品按补充资料要求补报。
产品申报单位和被转让的生产厂家，按要求将全部补充资料、修改后说明书报部审评合格后，由产品申报单位到指定单位办理“卫生许可证”正本和生产副本（包括转让产品）。
4、对停产产品，由当地卫生防疫站负责索取停产报告和收回“卫生许可证”，对不能收回的“卫生许可证”，由产品申报人或产品代理人写明原因。收回的部级（包括食品部门）“卫生许可证”和停产报告，要求在今年10月底前报部备案。
省内产品由各省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登记备案。
5、对无“卫生许可证”的产品，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工商管理、市场管理等部门共同做出停止生产、销售的处罚决定。
6、对盗用他人“卫生许可证”和冒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文号的假冒产品，应立即令其停止生产、销售，并给予行政罚款处罚。
7、卫生部整顿产品和1991年后批准发证的产品换证批准文号格式均为：
（年号）卫消准字 省号（Ｈ）－序号 （Ｈ）代表换证符号
例：（1994）卫消准字 01（Ｈ）－0001号
三、请将卫医司发（1994）13号文件要求报送的医疗消毒工作调查资料尽快报部医政司和卫生防疫司。
1994年5月21日
公安部、商业部关于被收养子女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迁移问题的通知
公安部 商业部
公安部、商业部关于被收养子女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迁移问题的通知
公安部、商业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粮食（商业）厅、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的有关规定，为维护收养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就被收养子女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迁移问题作如下规定，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符合《收养法》有关规定，在本市、县范围内收养一名同类户粮关系子女的，收养人凭其住所地公证机关出具的收养公证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向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无误后，准予办理入户手续。
二、符合《收养法》有关规定，跨市、县范围收养一名同类户粮关系子女的，收养人凭其住所地公证机关出具的收养公证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向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无误，报市、县公安机关批准后，准予办理入户手续。
三、符合《收养法》有关规定，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的，收养人凭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和有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向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无误后，报市、县公安机关批准，准予办理入户手续。
四、符合《收养法》有关规定，城镇居民从农村收养一名不满十四周岁子女的，收养人凭其住所地公证机关出具收养公证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向迁入地户口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经市、县公安机关审核，报地、市公安机关按照“农转非”有关规定办理。
五、粮食部门凭收养人住所地公证机关出具的收养公证书（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以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孤儿，凭县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证》）和有关证明材料（或其复印件）及公安机关的入户证明，依照粮食供应关系申办或转移的有关规定办理粮食供应关系手续
。
六、对不满十四周岁的被收养人，经收养人与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应当凭解除收养关系公证书或《解除收养证》，将被收养人的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迁至送养人户口所在地，恢复原户粮关系性质。
七、各级公安、粮食部门在工作中应当密切配合，广泛宣传《收养法》和户籍管理、粮食供应管理的有关规定，增加工作透明度，简化手续，方便群众，防止不正之风。
八、各级公安、粮食部门在办理被收养子女户口、粮食供应关系迁移工作中，应当依法严格把关，对弄虚作假的，除依据有关法律对当事人予以处罚外，还应当将被收养人户口、粮食供应关系迁回原常住户口所在地，恢复原户粮关系性质。
1992年5月16日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