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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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鞍山市统计监督检查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6月15日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5年9月28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有关统计法规的贯彻执行，加强统计监督检查，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含三资企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个体经营者和公民应依法接受统计监督检查。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局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统计法规检查监督权和查处统计违法行为。
第四条 市、县（市）、区统计局应接受本级政府和上级统计局的领导和监督。
各业务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应接受同级政府统计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
上级统计局可以直接查处下级统计局管辖的统计违法案件；并有权纠正下级统计局对统计违法案件的不当处理决定。
第五条 市、县（市）、区统计局应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实行统计监督，并定期向本级政府报告。
市、县（市）统计局每年应向社会公布本地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
第六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大代表或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统计数字或统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受询问或质询的政府或统计局应及时给予答复。
第七条 市、县（市）、区统计局依法管理、监督统计信息咨询服务工作。设立统计信息咨询中介机构须经市、县（市）、区统计局审核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统计调查单位管理实行登记制度。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按所在地和隶属关系到市、县（市）、区统计局办理统计登记。
个体经营者的统计登记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已经登记的单位，其单位名称、隶属关系、经营范围和地址发生变化时，应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九条 各级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计划，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考核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工作成绩，进行奖励和惩罚，需要使用统计资料的，应当以统计机构或统计负责人签署或盖章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十条 企业划型、授予荣誉称号的有关经济指标数据，应由同级统计局审核认定。
考核、评价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资料，需要向社会公布时，由市统计局或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公布。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统计局在进行统计监督检查期间，被检查单位应如实提供计划、统计和财务报表、会计帐簿、原始凭证、统计台帐等有关资料和证据材料；被检查单位或个人不得隐匿或者提供不真实资料。根据查处工作需要，检查人员经统计局负责人同意可以查封被检查
单位统计、财务资料。
第十二条 各业务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统计机构、统计负责人和统计人员应监督检查本部门、本单位向上级主管部门或同级统计局报送和提供的基本统计资料的准确性；检查核实统计、财务相关资料的一致性；发现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方法制度等行为应及时纠正，并有权
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统计局报告。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统计局按照统一领导、分工管理的原则进行统计法规检查和查处统计违法案件。
市、县（市）统计局设立相应的统计检查机构；区统计局、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设立专（兼）职统计检查员。
县（市）、区统计局，各主管部门统计机构每半年进行一次自检自查或进行一次重点检查，市统计局每年进行一次全市性检查。
第十四条 统计检查人员进行统计执法检查时，应当出示《统计检查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拒绝或妨碍检查。
第十五条 统计执法检查和查处统计违法案件工作中，发现违反其它法律、法规的行为，可移交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重大的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可向社会通告。
第十六条 下列行为为单位负责人的违法行为：
（一）本单位无统计负责人；
（二）政府各部门提供的或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有严重错误，给工作造成损失；
（三）利用职权胁迫、授意他人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或私自更改统计数字，造成不良后果；
（四）不按统计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统计登记；
（五）未经统计局批准或备案擅自制发统计调查表，未经统计局审核认定公布统计资料；
（六）不配备统计人员，缺乏统计工作条件，无法完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
（七）打击报复坚持原则的统计人员或包庇、袒护统计违法行为；
（八）阻挠和干预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行使统计职权，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九）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规定，以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骗取奖金、荣誉称号及其它物资利益；
（十）有其它统计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下列行为为统计负责人的违法行为：
（一）本单位统计工作人员无上岗证；
（二）接到通知拒绝参加统计年报和各种统计调查业务工作会议，拒报统计资料；
（三）胁迫、授意或不抵制单位负责人授意统计人员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
（四）统计工作管理混乱；
（五）有其它统计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下列行为为统计人员的违法行为：
（一）统计基础工作不规范，无统计规章制度、无统计报表、无原始凭证、无统计台帐、无统计档案；
（二）工作调动时，不办理交接手续，私自带走或擅自销毁统计报表或原始资料；
（三）对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胁迫、授意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不进行抵制，不向上级报告并参与弄虚作假；
（四）拒不领取统计报表，迟报、错报、漏报统计资料；
（五）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关于保密规定；
（六）有其它统计违法行为。
第十九条 单位有本条例第十六条（三）项、第十七条（二）项、（三）项行为的，处以2000元至5万元罚款；有本条例第十六条（一）项、（五）项、（六）项、第十七条（四）项、第十八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0元至3万元罚款；有本条例第十六条（四）项、第十七
条（一）项、第十八条（一）项、（四）项行为的，处以1000元至1万元罚款。
第二十条 单位负责人有本条例第十六条（三）项、（七）项、（八）项行为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七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六条（一）项、（五）项、（六）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有第十六条（四）
项、第十七条（四）项行为的，处以100元至10000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统计负责人有本条例第十七条（三）项、第十八条（五）项行为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七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七条（四）项、第十八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有第十七条（一）项
、第十八条（一）项、（四）项行为的，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二十二条 统计人员有本条例第十八条（三）项、（五）项行为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七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5000元罚款；有第十八条（二）项行为的，处以200元至3000元罚款；有第十八条（一）项、（四）项行为的，处以100
元至1000元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擅自设立统计信息咨询机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营业，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1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有关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一上级统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第二十六条 对统计检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鞍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1995年9月28日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

奚玮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是与当事人的地位平等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体现公正。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决定，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在程序构造设计上为双方实施诉讼行为提供充分、平等的诉求和抗辩机会，以此保障双方在诉讼中的均衡对抗。只有法官在审判上恪守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爱与歧视，才能确保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获得实效。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上述原则，理论上将其概括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其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无论当事人一方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与被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其诉与被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给双方在诉讼中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双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例如，双方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则有进行防御的权利。例如，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另一方有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的权利。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时，另一方有提出反证的权利。不能只给予一方提出主张、陈述的机会，而不给予另一方反驳、陈述的机会。[1]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层面上，而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诉讼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于2001年12月6日通过，自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落实，增加了基本原则在诉讼中的可操作性，在诉讼程序上给予了当事人平等的机会，体现了诉讼平等的司法理念，有利于当事人对程序的参与，从而增加了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当事人在此种机制中享有了与对方平等的机会，增加了对取得裁判结果过程的信任度，也促进了当事人对裁判结果的接受和对案件的处理的客观评价。
一、规定了被告的书面答辩义务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¼¼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从而使该时限的规定形同虚设。同时诉讼理论之通说也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他可以答辩也可不予答辩，既可在准备阶段答辩，也可在诉讼的其他阶段答辩。”[2]
正是由于现行立法对被告提出答辩状的行为缺少应有的刚性约束，加之诉讼理论对此问题的漠视，从而直接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都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相当数量的被告，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让原告了解自己对起诉主张和证据的态度，从而对自己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论辩，以便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难题。同时，“由于被告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答辩状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诉讼的拖延在客观上反而对被告有利，而对权利主张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答辩状。” [3]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无谓增加庭审负担，影响庭审效率，引发诉讼迟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使原告一方因此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了解权，不当削弱了原告的攻击力量，从而使其处于与被告相比显然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直接有违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之基本原则。为了平衡当事人在举证上的诉讼机会，在被告已经了解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时，必须给予原告同样的机会和权利了解被告的抗辩，否则就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诉讼机会上的不平等。为了保证原被告双方的平等对抗与参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3条确立了被告强制答辩制度：“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被告不仅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进行答辩，还必须提出书面答辩。显然，该条将被告的答辩定性为诉讼义务，不再允许被告选择提交答辩状还是不提交答辩状。这就在立法上强化了对被告限期提交答辩状的约束力度，使原告一方能够及时地了解被告的抗辩要点并据此进一步做好相应的出庭准备，使得原被告双方拥有平等的“攻击武器”。
二、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作了限制性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可见，我国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的期限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规定，从审判实践看，原告通常是在被告应诉后甚至是在开庭审理中的法庭调查阶段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的，而人民法院则往往是不征求被告的意见就同意原告的申请，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记入审判笔录后继续开庭。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其向对方提出的实体上的主张，其存在的基础是一系列能够被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诉讼请求的固定是争点固定和证据固定的前提，诉讼请求不固定，争点和证据无法固定，法庭审理势必受到影响，限时举证的目的也无从实现。如果当事人增加、变更其诉讼请求，则必然带来其依赖的事实以及相关证据的变化，从而引发举证期限的变动。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为了保持诉讼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将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限制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以保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反，如果对此不加任何限制，其结果，不仅是给被告的应诉活动与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不便，造成诉讼迟延，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被告的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因此，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任其随意变更。为此，《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该规定同时考虑到有些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会不一致，如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主张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同无效，应当返还财产，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对法律关系性质和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基础上，变更诉讼请求。
三、明确了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该条实际上是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举证上的作用分担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何谓“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仅仅凭籍“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这一具有无限弹性、语义极为含糊且主观色彩极为浓重之理由便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必将使得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之范围因案件承办法官的不同而大不相同。[4]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即“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只有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诉讼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以及与当事人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性事项，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该规定也明确了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的范围只限于三种情况：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并且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必须基于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进行调查，法院调取的证据归属于申请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证据材料体系当中。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操作性问题，有利于保持法官的中立地位，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和维护当事人诉讼机会、地位的平等，可以使当事人明了对证据的调查收集方式，并对其所要收集的证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而充分的衡量后，将其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以弥补其举证能力的不足，从而实现当事人在举证能力和手段上的平等以及举证机会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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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2] 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3] 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4] 毕玉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释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诉讼法学硕士）
原载《律师世界》2002年第6期